湖南其它行业老商号之叶顺发古玩店

    长沙古玩业始自1880年，迄1980年能从始至终者，仅一老牌字号“叶顺发”而已。叶家经营古玩历祖孙三世，全家有9口人终生从事古玩业。

    “叶顺发”创始者为叶恒奎。叶恒奎，又名春庭，湖北汉阳蔡甸人，家甚贫寒。成年后，在汉口码头上挑箩为生（即码头搬运工），其收入不能维持全家人生活，因其姨夫唐双卿在长沙做旧货生意，于光绪年间来长沙，得唐介绍加入碗盏兑换业，以挑瓷器担兑换古玩为生。当时长沙乡邦正紧，排外思想严重。叶恒奎来长后，多次受到排挤。他只好一方面请求县署解决，涉讼多年，一方面委曲求全，以延残喘，且将蔡甸家乡妻子闵氏接来，先后生育长子迎川，次子仲昌，生活非常艰苦。辛亥革命，民国肇始，聚讼多年之受排挤问题，得到县署以“天下人做天下事”之批示，才获站稳立场，安心所业，遂觅得县正街一小铺面开设叶顺发旧货店以维家计。其时，清代的一些遗老遗少因嗜烟嗜赌，家业日渐衰落，初则多将前朝所用之朝珠、官衣、蟒袍、玉带、班指、翎管、顶子、烟壶等物出售，继则又将金石书画、瓷铜玉竹、翡翠珠宝、皮货绣花及陈设之红木家具外卖，由是叶顺发业务日盛。如叶恒奎曾经在楠木厅破落官僚向家，先后购得大红皮箱48口，箱中储物数量，自可想而知。还购得其锡器皿数百斤及其他珍藏之物甚多。由此叶恒奎经此巨量珍物之转手买卖，确也捞了一些油水，使店与家欣欣向荣。是时长子迎川、次子仲昌次第成立，是为叶恒奎之有力助手，三子绍箕年幼，对父兄所经营业务时见时闻，亦潜移默化，受影响甚巨，正所谓之“一家帮”。叶恒奎之周围力量亦复不弱，在其牵引带领下，其弟叶恒芝，在玉泉街开车洗玉器店，堂弟叶恒相、叶恒亮、侄叶伯彝均经营古玩，侄儿叶志杰操裱画业，均与叶顺发血肉相连且息息相关。

    1927年，叶恒奎为了3个儿子养成其独立生活，互奔前程，同意三子分家，各立门户。由是其大儿迎川开设尊古斋于县正街，二儿仲昌开设叶兴发于鸡公坡，后仍改原招牌为叶顺发。叶恒奎率三儿绍箕开设叶顺发于鸡公坡原址，从此虽分亦合，互有帮助。1930年，叶恒奎之妻闵氏病殁，1938年，叶恒奎本入亦病故，其店由许绍箕经营。惜为时不久，遇“文夕大火”，叶氏所开之三店，均被火焚，历年积蓄，一炬荡然。

    叶恒奎之长子名叫迎川，依父成长，于13岁时在长沙市青石桥“三帽”帽店当学徒。因身体瘦弱多病，吃不消童工之苦，一年后仍回到了其父叶恒奎身边，即加入碗盏兑换业。开始一段时间，是与从家乡来长的叔父叶恒亮打伙挑担上街，收购文物古玩，后一段时间专跑湘潭、湘乡、衡阳、常德、临澧等县收购。他曾在安福（今临澧）蒋益澧家收购过一个河北定窑磁碗。碗口镶紫铜边，满身有暗隐花纹，将之售与北京王勉斋，售得光洋500元。又曾在湘乡收购一个全翠玉钏，将之卖与汉口玉器商伍次山，亦得价款500元（以现在论价可值20000元）。还在蒋益澧家收购珍贵的天鹅绒椅披椅搭一堂，卖与北京赵德卿，得价款光洋2000元。上述三事是叶迎川从事古玩业以来，最为得意之作。终因体弱多病，于1954年病逝于长沙市桂花井家中。

    叶仲昌是叶恒奎的次子，曾读过私塾。小时在父兄经营古玩业的影响下，耳濡目染，感受殊深。民国10年左右，开始进入商场，也是先参加碗盏兑换业。由于他对古玩业积极钻研，曾拜过上海古玩专家沙复初为师，学得了些鉴别古玩真伪的知识，也曾拜我省老画家雷恪为师，学过国画鉴别。在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处古玩商人打交道时，亦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故于古玩中之瓷铜玉竹、金石书画、珠宝翠钻等项均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尤以对旧瓷和翠玉更有独特见解。他每日必跑全市所有缙绅之家一趟，也得跑藩城堤各同业店一次，一是访寻货源，一是观察市场。他曾在五堆子前清大学士孙家鼐家收购锡器四五百余斤。运回后，在卖出所剩部分中，发觉中有白银成份，经送银店鉴定果然不错。惜大批已卖运外地，徒叹奈何。又如在茅亭子前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家以5元的价格收购铜柄花眼镜一副，计重6两。归后复验，疑为赤金，经送金店复验，果然不错。他初出茅庐之时，即有此惊人之作。

    叶仲昌一生接触过哪些珍贵文物呢？他对旧瓷方面，曾收过明万历五彩水虹，为官窑货。收购过博物碗1万件交售上海古玩商沙复初。字画方面，如在谭钟麟家收购有明代董其昌册页一卷，其为绢本设色山水四页、纸本字册四页，经唐德安医生介绍售与高荫槐，得价5000元。又如在东茅街前清官僚许瑶光家收购过宋朝谢升花卉中堂一副、元代及明人字画多种。在前清两江总督陶澍家收购过明代徐俟斋山川手卷、花若真之字条、王铎之山水中堂及清代字画多种。少年时，曾收购过宋缂丝中堂（被北京于子均收去得价200元）。珠玉方面，在前清大官僚席宝田家收购过西玉大碗、白玉大摆件，在湘潭收购过一大篮白玉摆件，整玉如意、大玉兽、花瓶、翠玉斑指、六根丝玫瑰红宝石、钻戒、六根丝蓝宝石、猫儿眼等。铜器方面，收购过周朝牛奶钟，汉代的大型铜鼓，汉镏金大司马印，明代嵌金银丝铜芭蕉樽。在蒋益澧家收购过汉朝鎏金提梁卣（此物运沪受同去者玩弄未有赚钱，害病而归）。其他方面，收购过席宝田家之象牙精工雕刻及明代犀角杯和船，朱山松之笔筒，时大彬、陈曼生之宜兴壶，陆子冈之制作玉牌，宋抗鸡骨眼视，高凤翔、黄心田制作砚，以及珍贵之扣带、朝珠及皮件中之海龙、豹皮、水獭、草上霜、狐皮等，此皆其平生与古玩交道中之特例。他所经营业务，在“文夕大火”以前，处于父兄亦分亦合之中。1940年，又在城南路开叶顺发古玩店。1945年日寇投降后，租了蔡锷中路酃县试馆地皮起了一个铺面，仍开叶顺发古玩店。1948年又开叶顺昌珠宝店，至1949年结束。叶顺发因邮局起屋，被拆迁后亦停了业，1955年又在蔡锷中路佃了小门面作栖身之所。公私合营后转去市贸易公司。1982年8月因病去世于宝南街住所。

    叶绍箕为叶顺发古玩店老店主叶恒奎之第三子，生于1915年，小时曾读过私塾。在父亲及长兄迎川、次兄仲昌之陶冶下，及其伯叔恒芝、恒湘、恒亮，堂兄伯彝等的影响下，从小就对古玩业深有兴趣。叶绍箕在青年时代就努力于文物古玩知识的学习。其兄仲昌为学古玩鉴别，曾拜上海古玩专家沙复初为师，往来频繁。当沙复初在长授其二兄技艺时，叶绍箕必想方设法参与旁听，同样发问决疑。仲昌去沪受教归来，叶绍箕亦纠缠左右，必问出所学课程，穷根穷底而后已。其二兄亦曾拜老画家雷恪为师，学习怎样鉴别字画。叶绍箕从旁观看听讲，对画种、画家、题款、印章、装裱等奥妙之处，都默记在心，并实践于日常业务中。他发觉其堂兄叶方海看验珍珠，到手就能知其重量与成色，他就追问原因，不仅要求当时懂得，而且要求把它学好过来，掌握运用。如他到汉口陈钰记珠宝店，见该店主陈玉阶看金镶钻石时，用红纸在钻下恍来恍去，很不理解，便必求其解答。陈经其苦求，只好毫不保守地说明了此中原理。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节节南侵。他时常看报，关心战局。长沙沦陷前，他们全家拥有两个古玩店的财物，一声紧张，全家迁避河西。叶绍箕首重其家收藏之珍贵文物。他说，“日寇来时，我们家可毁，人可死，财可散，而所存藏之祖国文物一纸一物，决不能让日寇夺去。”在舟车运输极端艰苦之下，他与家人抢运了部分文物至河西观音港乡间，日寇陷湘时，所未能搬走者，均遭毁灭。日寇又常至近郊“打闹”（即入乡抢劫之谓），叶绍箕求其二兄将所转出文物搬运湘西，免再波及。其兄弟二人乃请人将之挑至沅陵，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叶绍箕初到沅陵，见灯火辉煌，人烟稠密，恍如隔世，如入桃花源中。而所有难民，皆似避秦之客，咸来问讯，知叶氏兄弟为抢救祖国文物，千里步行来沅陵，轰动了沅陵全城。是时沅陵行署主任毛秉文闻知此情，派人至旅店慰问，并提出要求，请将所抢救之祖国文物，以《叶绍箕先生从陷区抢救所藏书画来沅展览》名义，由行署主办，择定青年会地址举行展览。此次展览在战地后方各报纸都有报道消息、表扬文章，还有由战地迁往之高等院校师生送来不少礼物和慰问信。后芷江地区当局闻知，亦请叶氏兄弟前往，举行过展览，盛况也不让于沅凌。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叶绍箕在全行业停歇后参加行商联的两年中（1951—1952），由于一贯重视学习，被推为学习组长。1956年走上了集体商业道路，在古玩玉器联购联销组一年多时间内，他担任该组组长，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为企业积累了2万余元。1958年，他转入市百货公司下属的国粹珠宝商店担任经理；次年为国庆十周年大庆，公司要求该店将店堂、窗橱，大搞陈列与美化，以资庆祝。派他专去上海采购7500元陈列品归来装饰，一经陈列，顿时珠光宝气，为节日增添了不少光辉。后来换设其他摆件，将前所购之陈列品销出时，竞获利万余元，真是一举两得，受到公司领导的表扬和同志们的敬服。由是叶绍箕转而专任驻上海采购之责。上海本来就是大都市，而经营此业者，非有精明强干之人，很难应付局面，而他能在这里发挥才能，处置裕如。就上海某些从事古玩有名的人对他的评语说：“上海从事古玩者，只各专一行，从未见有能行行皆兼，行行皆精者，如老叶这样人才，上海虽大亦是罕见，足见湖南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故能有此。”该店对上海原订每月购进计划1万元，其货源稀缺，正难完成，但在叶绍箕的努力下，每月都有超过。1964年，该店改隶于市文化局领导，将国粹珠宝店改为市文物商店，叶仍任经理，担负上海、南京、武汉、南昌等地采购之责。他一如既往，亦做出了不少成绩。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该店被视为“四旧”之源，被迫停业。叶被转至市交电公司工作，延至1976年退休。

    21世纪初，叶绍箕之孙叶天虎重操祖业，在北门湖湘文化艺术品大市场重开叶顺发古玩店，以经营旧瓷器为主，人称“叶眼镜”。

 （本文录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欧阳晓东、陈先枢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