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

古所谓大臣者，必先大体后庶务，其所设施，皆足以刑天下及后世。然其自负甚重，不苟合于人，人未必能识，识之未必能用，此治所以恒弗成也。

汉屈群策，豪杰并起而从之。高帝之初，所不能致者，商四翁、鲁两生之外，天下其无遗贤矣。明法律，时则有若萧何、曹参；治兵旅，时则有若韩信、彭越、周勃；出入筹策，时则有若陈平、郦生。此皆创业拨乱之所为用，非所以经世建统也。

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少而荐于朝，且显矣。卒短于大臣，困于长沙，老于梁。呜呼!以文帝为君，而太傅不得为之相，是故汉之礼乐微矣。吾观其论天下之所置，则先仁义后刑法；论天下之势，则先夏后夷，先身后臂指；论吏治，则先风俗；论世所以长久之术，则先太子；论大臣，则先廉耻。此其言皆治乱之大体所在，战国而下无能言之者，岂不可以为大臣乎哉!使太傅竟作相，得有所施设，必能刮去秦习，成汉之一制，非萧、曹而不可拟也。不用而死，文帝固未尝仇之，天下后世盖自不能无憾。而司马迁作《史记》，徒以吊湘之赋，遂与屈原同传，则亦甚矣。

太傅在长沙未久，长沙人至今习知之。其故宅卒为汪伦所居，有井存焉。成化某年，我长沙守钱侯，募郡人以财赎其宅地为祠，塑像其中，请著祀典。诏以仲春秋祭，用羊一、豕一、粢盛备，复其民一家，使其祀事。翰林编修李东阳省墓，归自京师，实拜祠下。侯请记其事，立石于祠。太傅史书之详矣，予为之记，使后来者知兹祠也建自钱侯始。

（本文录自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山水洲城——长沙》，主编陈泽珲，撰稿陈先枢。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