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9年1月7日张治中给郭沫若的第一封信

沫若先生：

    您已入党，在您是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最近，我从《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看到您写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说：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又说：

    “……他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您这种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人对事别有成见呢?

    长沙大火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同时还接到当时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的。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达到极点。但是不执行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您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在下午4时，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发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我经过一整天活动，疲倦已极，在13日上午2时就寝。不久，副官来唤醒我，报告城内起火。我披衣起看，已起火多处，各处电话都打不通。

    这件事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有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是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这件事是完全出我意料之外的。

    大火后，负执行责任的人酆悌、徐昆、文重孚3人都被枪毙。您说：“3个人死的时候都喊冤枉，大骂张文伯(是白不是伯)。”我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听来的?决没有此事。相反的，他们是服罪而死的，是在蒋介石亲来长沙领导下的临时军事法庭判决的。当然，我对他们之死，在道义上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我的部下，最少要负当时思虑不周、监督不严的责任。所以我对他们的服刑也感到极其痛苦。我也曾自请处分，后来由重庆(政府)明令革职留任。

    您说：“他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又说陈诚是“主张枪毙张文白的一个人。”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不仅他和我住在一处，焦土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我根本还在睡梦之中，谈不到蒙着他。同时，您想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官能够和敢于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吗?至于说陈诚主张枪毙我，更没其事。为了没有把蒋的电令及时告诉他，他是和我争吵过。蒋14日到长沙召集我和陈诚，另有二三人谈话，还安慰我一番。因为蒋已看到我写的《长沙市火变一日记》，知道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长沙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您说：“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我。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流传得很广。”当然，这副匾额和对联您是听来的，不足奇怪。其实，这副匾额和对联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来源如何?是什么一种人做的?怎么可以轻率引用加以渲染呢?

    在湖南这一段时期，我做了些什么工作呢?首先是拟订了施政纲领，提倡社会改革运动，发动全省中学生下乡，先后训练了4千多高中生和4万多知识青年去代替原有的县长、佐治和乡保长，从事组训民众工作，主要是组织各地的“民众抗日自卫团”，同时还组织了抗日的统一委员会，被人看作是有中共党员参加的组织。这些情况，当时的名记者范长江先生在报上有过报道，有目共见，可以查对。在决定放弃长沙的时候，我还向叶剑英先生提议，聘请他当省府的高级顾问，领导打游击战，他答应了。我预备和他同到宝庆领导全省的群众游击战。当时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是徐特老，我和他合作得很好，凡是遇到两党有关的问题就商量解决，解决得很顺利。徐特老解放后在北京还常和我谈起过去推诚合作的情况。他现在北京，您还可以去问他。当时我还建议蒋介石一定要坚持国共合作，准许中共公开活动，电报原文具在。您试想，在当时充满地主、官僚、豪绅势力下的湖南，我要进行社会改革，要重用学生青年，要和中共合作，能不招致他们反对吗?像这副匾额和对联不是代表地主、官僚、豪绅的知识分子写的吗?您还记得湖南有叶德辉其人吗?他不是对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写过极其恶毒的对联吗?这一类人写的东西是不是要稍加分析之后再来引用为是呢?

    我虽然就这件事做了实况的说明，但是我到今天还不能不说，这是我毕生内疚、耿耿于心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

    您在第十四章《长沙种种》一节中又说：“首先，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那党老爷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群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人过问。”您说我有一套，倒是事实。我那一套就是上面说的组训民众，整顿基层，进行社会改革，特别是组训民众抗日自卫队，这没有什么不对吧?你们是暂时过境的，您也并没有向我提过要做工作的意见，我也不可能把你们留下来。我在湖南是确实想把工作搞好的，从早到晚紧张地工作，还多次到各县检查监督工作，经常到乡村访问，和群众保持接触，并没有把群众封锁。当然，我这一套远不能和今天的群众路线相比，我当时还没有这样高的工作水平。

    您说：“11日的清早，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6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6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生平比较重然诺，即使我说过设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是说我失信吧?

    您在第十六章《桂林种种》一节内还说：“这报纸(按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当然，我也不能排除他们瞒着我或假借我的名义来干这种事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我想提醒您两点：

    第一，您是一位负盛名的、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历史学家，您于1958年5月9日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又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描写不够真实，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第二，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解放后我们共事10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在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10年的立场来说，这不大合适吧?

    在这里，我想介绍您温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一段话：“……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我在国民党反动集团中，究竟应该是个怎样的人，历史自有定评，人民会作出结论，我不敢自封。但在您的笔下，我却成了这个反动集团的“贪图功名”的“党老爷”、“官老爷”，也不大合适吧?

    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请您善意斟酌吧。

    郭老!希望您原谅我，消除过去的误会，让我们和好如初吧!

    敬礼!

                                       张治中

                                     元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