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及其精神导师杨昌济

　　1918年，在湖南思想文化界还相对沉寂的状态下，长沙出现了全省第一个提倡文化革新的团体——新民学会，它的发起者主要是毛泽东、肖子升、蔡和森等一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他们目睹当时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动荡，封建复辟思潮的泛滥，在导口雨杨昌济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非进行一场文化启蒙、道德改良运动不足以拯救中国，于是集合同志，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溉肠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之名出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并表明革新国民性是它的最终目的。学会规定会员必须具务纯洁、诚恳、奋斗和服从真理4个条件，并制定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押妓等5条会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自律。学会要求会员较集中的地方多组织谈话会，散居的会员也应用通信方式互相报告研究心得。学会成立后，除第一师范外，长郡中学、周南女校、商业专门学校等长沙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相继入会，后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
　　新民学会原先所持有的是道德改良主义。1917年夏，毛泽东曾在给同学的信中表示：“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潜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毁”。显然，毛泽东这里持有的是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只要国民的“伦理道德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一切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力言“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展新思想”。还认为：“革命非兵刃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即不主张以武装改造的方式来改造社会，而主张进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此，毛泽东和他的同学朋友们组成了新民学会，而他的这种道德改良思想是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中间相当普遍的主体思想，只是到“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倾向于用暴力革命的形式改造社会。 
　　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杨昌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会员)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由此可见杨昌济的影响之大。
　　杨昌济，字毕生，后改名怀中。长沙板仓冲人。他出生于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又恰逢湘军集团鼎盛时期，因此深受理学影响，尤其服酒曾国藩的治学与修养方法，接受了理学“诚”、“静”、“敬”等概念，坚信道德教育的力量，认为只要有了诚意就能感动一切，推动一切。他还主张人应该抛弃物欲，处繁如简，培养自己的涪然之气，强调不图名，不图利，做实事，戒空谈。这种湖湘传统文化的感染陶冶，奠定了杨昌济一生的思想根基。 
　　维新运动时期，杨昌济曾加入南学会。他对谭嗣同心悦诚服，在日记中写道：“余研究学理十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曲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又赞颂说：“谭测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维新失败后，他闭门研读《皇朝经世文编》和王船山史论，魏源的经世思想和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903年，杨昌济出国留学，在日本、英国、德国共达10年之久。这期间，他攻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话学科，1913年才返回湖南。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自己曾经说：“余目弱冠，即有志于教育。”1913年归国后，他即积极介绍西方教育制度，倡言教育救国，坚持“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教育，别无他法”。杨昌济认为，政治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但如果仅从政治上求变，是自上而来的变，成效快却不易巩囱；而从教育上求变，则是自下而来的变，效果虽慢却能持久。辛亥革命的中国还只有政变一类的“粗迹”之变，民族的落后品性还没有变，要改变这种落后的品性，就必须依靠教育。因此，他把教育工作看作是打社会基础，恰如高楼大夏应从底部基础砌起一样，他自己就愿意从事并倾身投入这一基职工作。
　　自1913年起，杨昌济先后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商业专门学校、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等校教授过伦理学、教育学、哲学等课程。由于他学问渊博而又人格高尚，所以极受学生尊重。湖湘人士曾评价他：“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觉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为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蒸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这是对杨昌济道德文章与教育业绩的确切评价。
　　当全国新文化运动发韧，《新青年》问世后，杨昌济除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学生推荐，成为《新青年》在湖南的最早宣传者。湖南新文化运动中，杨昌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武器，批判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称“中国三纲之说，严重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但杨昌济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固有之文化，经史子集义蕴宏深，正如宝藏遍地。”他还指出，就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一样，一个国家也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而一个国家的文明，不能全部移植自他国。学习西方文化应该根据国家具体情况，确定何者宜取，何者宜舍。所以，他极力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然后在此基础上“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对他的学生们影响深远。毛泽东曾在1920年写信给同学周世创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统，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很明显，毛泽东等人的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他的师长杨昌济。因而称杨昌济为新民学会的精神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他以其渊博的学问，崇高的人格，对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成为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