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霾重重的考古发掘——追忆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经过

1970年，林彪下达了一号战备令。原住长沙市区的人民解放军366医院，立即转移到无人管理的马王堆干部疗养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进行战备施工。于是马王堆汉墓这两个大土丘即成为首选之地，他们要在这里挖地下病房、药房。先从一号墓的东侧及二、三号墓结合部的南侧同时掘进。在东侧洞口因塌方严重引起怀疑才报告了省军区，三天之后电话转到了省博物馆，我当即与张欣如同志跑去察看，才发现了他们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马王堆汉墓的破坏情况。

经口头请示国务院图博口（文化大革命中临时机构）负责人王冶秋之后，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报告申请发掘。

1972年初，省革委会批准发掘并拨给1.2万元的发掘费，但文化组军代表王某扣去了6000元。我们拟定了一个发掘工作计划，其中购置锄头60把，胶卷40个……。有一天军代表打电话要我去长沙市四招待所，当时正在搞文艺汇演，王某与文工团的崔团长正在议事。王某见了我满面怒容的说：“你们博物馆有多少人？”我说42个。“那你为什么要买60把锄头？”我说：“坏了怎么办？总得有备用的。”“买那么多胶卷干什么？你知道一个胶卷有多少张吗？”我说：“知道（因为我1950年在部队时进过摄影记者训练班）。”王说：“1.2万元给你们6000元，你不要认为有了钱就可以乱用！”发掘工作没有开始，就受到一场莫名其妙的训斥，这使我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之后不久，王某在千人大会上大放厥词说：“博物馆吃饱饭没事干，天天去挖死人骨头、棺材板子！”害得馆里几个干部闹着要改行。

由于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湘、桂交界的江永农村劳动去了，剩下的老弱残疾42个人，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发掘，显然力量不足，我们向市劳动部门打报告请调拨农村劳力30人来进行发掘，批复是：“不准影响农业生产”。而是从北区街道上派来了30个人，年纪最大的70岁，最小的16岁，其中有少数人员表现不良，每逢休息时间，常到医院的小卖部去偷窃香烟等物。

墓坑挖深之后，泥土上不来，进度放慢，我们到长沙市教育组求援，提出“请各校利用学生学工学农时间来协助发掘，我们可以为学校上历史课（当时学校已停开了历史课）用作补偿”。人家的答复是：“不可以，学工学农不等于挖墓”。由此可见从“破四旧”之后，人们对于考古发掘是何等鄙视。1970年，全国大搞阶级教育时，我们搞了一套《赵劳柱家史》的幻灯片及小型阶级教育图片展，到长沙市各中学进行过义务放映和展览，因此各校对我们有些好感，所以决定越过教育组直接向各校联系，前后有10余所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援，这将使我们永远铭记不忘。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驻军医院对于我们的发掘工作也常常出难题，比如挖出的泥土堆积如山，有时土块偶然滚落到医院的院内，医院姓马的政委找到我说：“你们这是破坏了我们医院的环境卫生。”我们用推土机来推封土堆时，推倒了文物保护范围之内的几棵树，又是这位马政委，怒斥我们违背了国家的森林政策。一号墓在提取文物阶段，医院提出来要组织人员来参观，我们婉言谢绝了。一位年轻的管理员竟把大门落锁，佩带手枪亲自把守，不让运送文物的车辆出入。时至春季，几乎天天下雨，中午送饭到工地时，我们要求到医院礼堂吃饭，医院以礼堂是“危房”为由不准进去，这样我们就只好蹲在房檐下面吃冷饭了。

1972年4月28日，将内棺运回博物馆后，省革委会政工组的马副组长，在事先不给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带领省直机关一批领导来了，他通知要立即开棺让大家看看，按照考古发掘的程序有三个阶段，即田野发掘、室内清理、编写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文物是不能展示参观的。因此考古研究所的王子同志对我说：“现在不能打开。”可是马副组长对我大发脾气，命令必须开，我只好求王刊硬着头皮去开棺。又是这位领导，要我们立即布置陈列，准备对外开放，但“军令难违”，只好照办。大约是5月20日左右，展览尚未完全就绪的时候，这位领导突然率领东欧一个歌舞团于晚上前来参观。王孖对我说：“国家有规定，凡是新华社没有公布的出土文物，不能接待外宾参观。”我告诉这位领导时，他大怒说：“这是友好国家，为什么不能参观，有什么事我负责。”他竟对着客人大声命令我讲解。到楼上时，他看到素纱禅衣没有布置好，质问说：“为什么没搞好，我今天就是要你们坐蜡。”当时态度极其粗暴。在他的命令下，从5月22日起对外公开展出。一天最多时进馆1.3万多人，同时造成了社会上的混乱。后因王冶秋同志来了大肆训斥，并报告周恩来总理，总理严词批示，这个万人参观的景象才得以收场。

以上所说的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宣扬极左思潮所造成不良影响的几个事例。

在马王堆汉墓的发掘、研究方面，四人帮的直接干扰也有数例。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古尸在进行科学研究后，新华社配合文字介绍拟发布一部分古尸解剖的照片，当时掌握宣传大权的姚文元，以“不利于火葬”为名，予以否定。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50种帛书，堪称稀世之宝，但“四人帮”分子于会泳在审查《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记》的影片时，以“工农兵看不懂”为由，予以大量删剪。接着在他们别有用心所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上述影片在长沙刚刚放映，影片发行部门害怕引火烧身即匆匆收场，因此具有很大学术价值的帛书，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其为何物，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现在知道，所谓批林批孔，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总理的，当时社会上即有“批林批孔批周公”之说。周总理对于马王堆汉墓曾做过六次批示，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据说，江青指斥周总理是“天天围着死人打转转。”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女尸，有成组成套的文物，有大批宝贵的简帛，因此震憾了世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周恩来、李先念、郭沫着、王冶秋、夏鼐等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李振军的关怀、重视所致。

按照唯物辨证法的观点说，许多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从坏的方面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不良氛围，如果没有极左思潮的干扰和阻碍，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和研究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加完美的成果，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当时远离“市场经济”，人们对于“钱”没有现在看得那样重，所以从一号汉墓出土时起，各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均大力支援；从古尸解剖、科研，二、三号汉墓的大规模发掘，以及《西汉古尸研究》一书的编撰会议，每一次都有全国各地上百名专家学者的参与。当时通知，与会者凡来往路费及住宿费能回单位报销者，会议不予开支。至于科研经费更是一大笔开支，基本上是由各单位分担了，如果拿到现在，这一项开支当有上千万元之多。当时，正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各科研单位的正常工作被打乱，学者专家无所事事，因此国务院一发指示，上百个医学、科学研究单位，即抽出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到马王堆汉墓古尸及文物的研究之中。如此，即形成了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出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协作。从客观上说，这岂不是一个好处，这是从微观方面说的。

从宏观上看。马王堆汉墓出土后的好处和贡献，是在于扭转了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不利形势。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阶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否定历史文化，破坏历史文物的恶劣行径，一度毒化了社会，不少人认为“保护文物就是保四旧”，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当马王堆汉墓轰动了国内外之后，这种妖风邪气才受到了打击，使社会各界对文物考古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接着又有秦兵马俑的出土，更进一步翻转了不利于文物考古工作的局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坏事能变成好事”。所以我们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对于文物事业来说，是扭转“乾坤”的扛杆，这样说，当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