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史

二、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从此开始。7月9日起，蒋介石分别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不少教授，如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以社会名流身份应邀参加。平津战事吃紧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北平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潘光旦等21人更联名向谈话会呼吁“守土抗敌”。17日，梅贻琦从庐山电告清华校务会议成员潘光旦等，传出“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等语，至于返校一节，还须等回到南京以后再定。7月29日，北平陷落，天津日军同时用重炮和飞机轰击八里台，南开大学校舍大部毁于战火，

天津随即沦陷，南北交通一时阻断，梅贻琦等无法返回学校。当时，北平清华、北大的二年级学生正和其他高校学生在西苑兵营接受集中军事训练，事变发生，形势紧急，军训提前结束。清华土木系大部分学生正在山东实习，清华留校学生约200余人。教职员除少数南下参加庐山谈活会或作短期旅行者外，大部仍留校内。北平陷落后，日军进占清华园，留校师生纷纷迁往城内。

至于北大方面，校长蒋梦麟去庐山参加谈话会，文学院院长胡适已于7月8日赴宁转庐山开会，杨振声不久也去南京，留在校内的重要负责人只有:理学院院长饶毓泰、秘书长郑天挺、教务长樊际昌等数人，但学校正常工作并未受卢沟桥炮火的影响。北大与清华联合招生的试题12000份，就是7月10日在红楼地下室印出的，北大研究院招生试题是7月13日印制的。之后，还举行过几次教职员会、议决通电表明态度，以及组织团体对外宣传等项。29日日军入城后，人心更加不安，教职员有的离平暂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将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方案确定后，蒋梦麟即电告北大南迁办法，大部分教授分批南下，最后一批是11月17日赴津，从海道到香港，经广州去长沙的。

三校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回到南京与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的。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给梅贻琦等的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

9月10日，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教育部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教育部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朱经农（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琇（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并指定张、蒋、梅三人为常委，杨为秘书主任。筹备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9月13日在长沙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校舍、经费、组织分工等事项。

关于校舍:长沙临时大学本部经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事先租定韭菜园圣经学校。该校原为美国教会所办，校舍清雅，教室桌椅也颇完备，只是全校仅有三层正楼一座，宿舍三座。正楼利用为教室、实验室，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系在该处上课。宿舍一部分作办公室，一部分供单身教职员住宿，另在附近觅得陆军第四十九标营房三座，借为男生宿舍，又在涵德女校借用楼房一座，作为女生宿舍。工学院电机系和机械系学生全部寄宿岳麓山湖南大学，借用该校设备和大教室上课。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11人）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借读，实际上由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教授讲课。南京沦陷后，随该研究所迁往成都。化学工程学系学生则在重庆大学寄读，长沙临大派部分教授前往讲课。因长沙校舍不敷应用，文学院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分校有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200人。

关于经费:长沙临时大学经费由教育部函商中英庚款董事会筹借50万元作开办费。该会一时无法筹足，允拨25万元，实拨20万元，主要供理工基本设备和图书购置之用，分配如下:建筑费23150元，设备费124000元，购置费49850元（其中:图书4万元，家具9850元），营缮费3000元。教育部拨发的经常费为三校原有经费的七成之半数（35％），分别为北大27416.65元，清华35000元，南开9333.33元，合计71749.98元。分配比例如下:薪金占65％，办公费占12％，购置费占14％，学生用费7％，特别费2％。（此为第6次常委会议决的修正比例。原比例为67:11:1:9:1）。由于经费据，经常务委员会议决，教职员薪金一律按七折支付。由于学生多来自战区，生活无着，经常委会议决，由学校经常费中节省出000元，作为贷金以救济战

区经济困难学生。

由于事变突然发生，三校图书仪器设备大部分未能运出，清华大学抢运出的一部分图书仪器设备，因交通阻断，一时不能到达，图书仪器极感缺乏。当时又限于经费，无力大批购置。为了应付急需，图书方面，长沙临大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合作，各出资4万元，订购图书杂志报纸，并借用湖南国货陈列馆图书室之图书，以补不足。仪器方面，除清华土木系学生从山东实习带回的测量仪器可供该系教学之需外，理科各系商借当地湘雅医学院部分设备，供教学之用。另外，还决定在邻近的孤儿院及涵德女校的空地上筹建简陋的化

学实验室及物理设备修械室，以应急需。后因时局变化迅速，未及进行。

关于行政组织与常委分工:长沙临大的行政组织，由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三人、秘书主任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常委会下分四部分:一、秘书部分，下设文书组；二、总务部分，下设会计组（主任沈叔文）、事务组（主任沈履）、校医室；三、教务部分，下设注册组（主任潘光旦）军训队、体育组；四、建筑设备部分，下设建筑设备组（主任黄钰生）。常委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和设备。

为了分别办理各项事务，长沙临大还陆续设置了聘请教授组成各种专门委员会。如:课程委员会（负责各系课程的设置）图书设计委员会（筹划购买全校所需要之图书）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筹划理工科所需之教学设备的购置）教室宿舍设备委员会（筹划购置教室宿舍有关设备）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介绍学生参加国防服务工作）、贷金委员会（负责困苦学生的救济及发放贷金事宜）、防空委员会（负责防空工作）等等。

9月28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关防”开始启用。

10月2日第4次常委会决议，根据教育部规定科系相同者合并设置的精神，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了调整。凡属三校共有的固应归，即一校内性质相近的也予以归并，以节省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共设17个学系。

文科: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

理科: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工科: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法商科: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

师资之遴聘则根据学生之多少和课程之需要以确定人数。凡预计必须聘请之教授都在事先通知或设法延请来校。各系（除工科外）大多包括三校之教授。为便于合作，各系均设置教授会议，其主席由常委会从各系教授中推选。

文科各系教授会议主席为:朱自清（中文、叶公超（外文）刘崇铉（历史，请辞照准后由雷海宗担任）、冯友兰（哲学）；

理科各系教授会议主席为:饶毓泰（物理、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生物）、江泽涵（算学，未到校时由杨武之暂代）、孙云铸（地质）；

工科各系教授会议主席为:施嘉炀（土木、李辑祥（机械）顾毓琇（电机）、张子高（化工）；

法商科各系教授会议主席为:陈岱孙（经济）、张佛泉（政治，请辞照准后由张奚若担任）、戴修瓒（法律）、方显廷（商学）。

截至10月底，全校共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人。

学生之收纳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生为主。9月28日第2次常务委员会决定:三校旧生于10月18日开始报到，24日截止，25日开学注册选课，11月1日上课。之后，即在京、沪、汉、粤浙、湘、鲁、豫各地登报公告，同时通过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多种方式传出限期报到的消息，三校学生纷纷来到长沙。沦陷区的学生，更是历尽艰险，想方设法通过封锁线，如期到达。有的地方交通阻断，学生必须步行并自担行李，苦之情况可见。截至11月20日止，旧生报到者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清华631人，南开147人。此外，又遵照教育部规定，酌收若干借读生。凡在教育部立案、性质相当，而现已停办之学校，其学生皆可来临大借读，计接纳借读生218人。另有北大和清华在武昌联合招收的新生和南开中学毕业后直升大学的新生114人，当时学生总数为1452人。至于因交通梗阻留平或在途未到者，限于11月底到齐。据长沙临大于1938年1月铅印学生名册，新旧学生共1500多人。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始上课（这个日子以后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但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上午9点多，忽然响起空袭警报，大家并未躲避（实在也无处可躲），日机来袭幸未投弹。长沙首次被炸是11月24日，小吴门火车站附近中弹，伤亡甚众，临大未受损，但师生已饱受惊恐，开始体验到战时教育的艰辛了（这一次轰炸在吴征镒《西南联大侧记》、钱穆《回忆西南联大、柳无忌《南岳日记》中均有记述）。其时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常熟、吴县相继沦陷，不少教授阻于交通，来不及南下。北大的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郑天挺、陈雪屏、周作仁等直到11月17日才离开沦陷了的北平，比他们先走多日的钱穆、贺麟、陈寅恪等，于11月底才先后抵达长沙。因此，有些开设的课程暂时没有教授授课。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临时邀请一些名流学者来校作配合形势的讲演。先后来临大讲演的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讲抗战形势）、《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讲战后形势发展的预测）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讲战略与士气等问题）获释不久的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也来讲过国际形势发展的预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先后三次来校讲演，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等，特别受到学生欢迎。不少学生投身革命，奔赴延安不能不说是受了他的影响。这些讲演者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讲话内容的政治倾向与目的也不完全一致。他们都能在临大的讲坛上各抒所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同时也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刚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较好的缘故。总的说来，这些讲演使学生进一步认清战争形势，明确自己的职责，对于坚持抗战起了激励作用。

三校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千里，来到长沙，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刻的国恨家仇。爱国激情迫使他们提出投身抗战的具体要求，直接奔赴战斗岗位的凌云壮志。有的教师表示一心等待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或留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不少学生更提出学校应实施战时教育，准备随时以身报国。学校当局也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热忱。后来有300余人（或更多）参加部队、或参加战地服务团或奔赴延安。

留校学生则组织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演剧水平较高的临大话剧团还参加当地戏剧团体联合举办的劳军会演，演出了阳翰笙的《前夜》。临大学生继承了“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在抗战的洪流中，仍然走在前头。

临大文学院设在衡山半腰的圣经学校分校，距南岳有三四十里，附近有白龙潭、水帘洞、祝融峰等名胜，还有王船山归隐处等古迹，风景优美，闻不到战火的气息，与长沙相比，确如世外桃源。师生课余之暇，可以到处漫游。不幸的是北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何与钧在白龙潭瀑布处攀山游玩时，不慎从岩石上失足，坠于崖底，抬至南岳医院，抢救无效逝世。南岳分校是11月16日开学，19日开始上课的。第一批教授10余人，于11月3日离开长沙先抵南岳，学生于16日才从长沙出发。刚上课时，教授19人，学生80余人。一个月以后，又来了一些教授（如罗常培、钱穆、陈雪屏等），学生达190人（其中男生160余人，女生20余人）。男生宿舍每室住5人，有床无桌，无法写字，只能在教室自修教师宿舍在山上，每次上课或吃饭，都要走300多级台阶。

分校校务由文学院院务委员会主持，主席吴俊升，书记朱自清，委员有冯友兰，叶公超，刘崇。他们两三日聚会一次，讨论有关院务。1938年1月20日

寒假开始，分校师生全部回长沙，那时临大已决定西迁了。分校教学条件极差，既无图书，也缺教材，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不能满足供应。教授随身带出的参考书不多，有时须到南岳图书馆去寻找必要的资料。讲课时只能凭借原有的讲稿，作些修订补充。英籍教师燕荪讲授莎士比亚时，凭记忆把莎翁的作品打印出来分发给学生作教材。夜晚，菜油灯光线暗淡无法在灯下看书（学生也无书可看），只好在宿舍议论战争局势。有的教授也常去学生宿舍参加讨论、漫谈。师生接触机会较多，关系融洽，在交谈中自然也涉及专业知识、治学方法，因此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北大有个学生反映:“在南岳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引自冯友兰《怀念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分校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教授课余仍继续过去所从事的著述与研究。冯友兰一心写他的《新理学》，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考订《诗经》和《楚辞》，朱自清到南岳图书馆搜集材料写他的古典文学批评的论文。这些研究到昆明后均结出了硕果。

当时抗战刚刚开始，物价还没有大涨，长沙、南岳的流离生活，虽不及平津，但粮食菜肴还称丰富，教授的薪金虽以七折支给，仍能应付裕如。战区学生经济来源断绝的，可以得到救济，因此也未感到特别艰苦。只是居住条件较差。男生所住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虽加修理，底层仍比较潮湿，排满双层木床，光线尤其暗淡；楼上光线稍好，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

关于住宿条件的不如人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据学生回忆，当他们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又极简陋，认为这会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张伯苓的学生，未表示态度。蒋梦麟听了这话，便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很不高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见汤衍瑞:《长沙临时大学点滴》）张伯苓兼任军训队长，学生全部接受军事管理，编成若干大队、中队、小队，并按这编制排定床位，不容许自由散漫。不在学校住宿者，要校医证明，经过教务处批准。一间民房的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元。不少宅第的主人逃离长沙，空房子很多，高年级学生有不少人住在校外。

战争形势紧急，日机空袭长沙的次数不断增加。为了使弦歌不辍，临大常委会不能不考虑到再度搬迁的问题，正是“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三、西迁入滇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不久武汉又告急。长沙临大是不是搬迁成了师生们议论的题目。不少激昂慷慨的学生感到国难方殷，不是安心求学的时候，纷纷投笔从戎；但也有许多学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仅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还是庸人自扰。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安全，省府将全力支持临大办学。可是常委会还是认真对待这一关系学校前途的大事。为了让学校能够继续办下去，必须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并从事有组织的迁移。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告急，到那时人心慌乱，再要从容迁校就来不及了，前途将不堪设想。常委会经反复研究，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一则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再则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对于这一方案，教育部也不敢定夺，常委蒋梦麟到武汉直接向蒋介石提出。经过反复磋商，终于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

张治中听说临大准备搬到云南去，仍认为无此必要。他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广西省政府听说临大要搬迁，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别的城市，他们同样愿意全力支持。对于这些善意的建议，常委会都很感谢，但并没有为此改变既定的计划。1月20日举行的第43次常委会做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并且规定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后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