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综述

综 述

　　梁小进

　　长沙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焦土抗战”政策的指导下，由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酿成的骇人听闻的大惨案。1938年11月12日半夜以后，湖南省会长沙突然火起，手持放火器具的国民党士兵三五成群，四处放火。顷刻之间，长沙全城浓烟滚滚，火柱冲天，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大火焚烧了整整5天，使长沙这座历史悠久、美丽繁华的文化名城化为一片废墟，30万居民无家可归，数千人葬身火海，公私财产之损失无法统计。

　　长沙大火迄今已近60年了。近60年来，不少曾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这一事件的人们，包括部分的责任人、当事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叙述了他们的经历和见闻；一些有关的历史记载和档案材料也先后被发掘出来，从而初步地揭示出这起本世纪以来举世罕见的大火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无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这一事件的许多问题，仍然疑窦甚多，人言言殊。为此，本文试图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包括大火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大火案的审理、火灾的善后，以及社会各阶层、各党各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有关活动，作一简略的叙述，并力求对其中的重要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讨。

　　抗战形势剧变下的长沙命运

　　1938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自“七七”事变以来的半年多里，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我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我华北、华东大片地区已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这时的湖南，已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华北、沿海一带的大批工厂、学校内迁入湘，在前线作战负伤的国民党官兵和从沦陷区逃出的难民，也源源不断地涌入。湖南省会长沙则是首当其冲，顿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人口急剧地增加。据统计，战前的长沙约有30万人口，抗战爆发以后至少又增加了10万人以上。大批学校和文化团体的内迁，大批全国著名文化人的进入，又使长沙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

　　然而，战局的急剧发展却使长沙这一繁荣景象迅速地消失。1938年10月21日，华南日军攻陷广州。25日，武汉又告失守。广州和武汉的失守，使湖南骤然临近战区，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之下。从此，湖南从抗战的后方转变为抗战的前方，而省会重地长沙则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当时，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机关已迁到长沙至衡阳一带，蒋介石也已经坐镇于湖南，往返于南岳和长沙之间，以指挥湘赣北部和华南、西南地区的抗战。

　　10月29日，武汉日军分水陆两路继续向南推进。几天以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又骄狂地向记者谈话，表示如有必要，他“将跟随华军至重庆、昆明”。（《申报》1938年11月6日，转引自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显然，日军进攻湖南已不可避免，长沙是守是弃，成为举国关注的大问题。

　　然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并没有坚守长沙的打算。10月29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国民党军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陈诚等及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检讨武汉作战以来的经过和布置长沙外围的作战。在会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时任武汉卫戍司令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武汉撤退时没有根据“焦土抗战”的政策精神，事先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以致武汉三镇的交通水电设备和大量器材物质均未疏散破坏，全部完整地被敌人利用。是以决定长沙如果不守，必须彻底破坏，不许留下任何物质、设备资敌，并责成张治中切实照办。（见本书蔡杞材《长沙大火见闻》）蒋介石还以1812年俄法战争时，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大败拿破仑的战例，阐述了实行“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意义，并强调指出：实行这一方针，是中常会的决定。（见本书许权《长沙大火纪实》）

　　蒋介石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坚决的。几天后，他回到南岳，又在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方针。11月7日，他再一次在长沙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这次会议，除军委会主要领导人外，并有湘北、赣北前线的高级将领关麟征、杨森等参加；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也列席了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长沙的战守得失问题，蒋介石再一次指示：长沙要实行“焦土抗战”，如不守，必须彻底破坏，“不资敌用”。

　　于是，在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入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作出了放弃长沙、火烧长沙的决定，并通过一系列的会议统一了国民党高层的思想。他当时的意图是：以衡阳为中心，组织湘北和赣北的抵抗，然后放弃并焚毁长沙，陷敌于困境，达到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卫黔、滇、川西南基地的目的。（参阅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四章，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出版。）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决定，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异议，连素来直爽痛快的冯玉祥，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委婉地谈了他的不同看法。而受此重任的张治中，尽管面有犹豫之色，但也只能受命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只要日军继续南下，侵犯湖南并发起对长沙的进攻，那么，长沙大火事件的发生就只是时间的先后了。

　　张治中受命之后，即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开始采取应变措施。11月初，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作出动员长沙市民疏散的决定，并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将省市政府分别迁往沅陵和邵阳，当时还成立了一个“人力物力转移委员会”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从此以后，大批的市民和机关、团体、学校开始从长沙疏散。战争的阴云笼罩到长沙城头。

　　张惶失措 火烧长沙

　　正在长沙开始疏散，以待“焦土抗战”之时，战火也迅速地烧到了湖南。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次日，日军进陷临湘，10日，又占领城陵矶。长沙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为此张治中马上召开省军政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准备焚毁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指示。随后，酆悌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了实行紧急疏散和焚毁长沙的计划。

　　在这之后，长沙的疏散加速进行开来。长潭公路上，各种军民用汽车、马车、人力车络绎不绝；车站、码头挤满了急待乘车与渡河的人们……往昔繁华似锦的长沙城顿时冷落下来。据时任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到10日前后，商店开门的很少，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怀乡的标语……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见本书史说《长沙大火见闻录》）

　　同时，焚毁长沙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10日下午，长沙警备司令部便开始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和汽油煤油，并在各交通要道拦劫车辆，以作为最后撤离的工具。

　　11月11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岳阳，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南撤守。是日夜，岳阳失陷。湘北门户洞开，省城更加危急，一片混乱。还未疏散的的市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纷纷逃向四乡，如蚁的人流把城郊数十里内的稻田踩成无数的小道。沿江各渡口、船少人多，欲渡不得，以致许多人只得抛弃箱笼什物，争先恐后地往船上跳，或死命地攀住船沿不放，只求渡河逃生。（见本书长沙市政协文史办整理《文夕大火受灾情况记略》）12日上午9时许，由衡阳上行的火车也宣布停开。（见本书李芸青《我在长沙大火时的亲身经历》）次日下午，一些街道上便置有了大桶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谣言四起，或说平江、汨罗均为敌人占据，浏阳已出现敌骑，或说敌艇已距省河不远一…就在这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际，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又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见本书张治中口述余湛邦整理《长沙大火真相详记》）蒋介石是11日下午离开南岳赶赴韶关布置军事的。此时，他芷在郴县，大概是听到岳阳失守、广州日军又蠢蠢欲动的消息，才又一次下达了这个电令。

　　蒋介石的电报无疑是长沙大火事件发生的关键。随即，张治中召集酆悌、徐权两人，“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几个小时之后，酆、徐两人即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据至今仍健在的计划的起草人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在长沙“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其后，张治中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批示：“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见本书许权《长沙大火纪实》，据许权另文《关于长沙大火的部分史料》（未刊稿），本计划共16条，内容基本相同。）张治中还和酆、徐一道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当时，“前线平静”，敌我双方还相持于新墙河以北，距长沙还有200多里。但是，焚城计划的制定与通过、破坏长沙指挥部的成立，表明湖南省军政当局已大大加快了火烧长沙的准备。这天晚饭以后，酆悌在警备司令部召集徐昆、王伟能和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举行会议，布置任务。据时为警察局机要秘书、至今仍健在的吴世佶回忆，酆“在会上宣布：今晚如发现北门方向出现火光时，全市即放火”。而警察局在会后即通知各分局，“今晚有撤退的可能，要他们整装待命。”（见本书吴世佶《长沙大火回忆》）看来，酆悌等已对“今晚”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并且改变了原计划中“看天心阁上火炬……方准起火”的规定。然后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夜10时，引火汽油已分发到各放火单位班（小队）。12时，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了准备位置。至此火烧长沙的全部准备工作均已就绪，长沙大火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11月13日凌晨2时许，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警备二团士兵看见火光，便一齐行动，四处放火。刹时间，冲天的火炬接二连三升起。据时任长沙市市长的席楚霖回忆，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见本书席楚霖《长沙文夕大火前后》）一些不能行走的伤病员被烈焰吞没；被大火逼得走投无路的妇幼老弱，或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或躲入防空洞，被烤焦致死。

　　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正在长沙，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夜半火起之时，他们下榻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围也燃起熊熊大火。两人才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为一片火海。

　　空前巨大的损失与严重后果

　　长沙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到17日，整整燃烧5天之久。（见本书附录程永言《长沙火灾之前后》）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来未有也”。这是中国，也是全世界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火灾，它给长沙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损失，同时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首先，这场大火造成了人民的重大牺牲，数千人葬身火海，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长沙大火前，市内居民包括未及转移的伤病兵员等，大约共有3万多人。大火从南门烧起之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连响起，纵火士兵又逐户地驱赶居民，人们大都惊醒，纷纷夺路而逃。其时，沿江一带、城郊田间、长潭公路上，人如潮诵，四下奔逃。城内的居民大多逃出火海，“不能逃出火垣的，如许多重伤官兵、衰老民众、酣睡未起的人们，则惟有葬身火窟了。”（《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7日报道）大火中的死亡人数，至今尚没有明确的统计。据有关记载，事后，军政当局组织人力掩埋尸体共600余具，（《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0日报道。）但尸体被焚毁者则无法统计了。据中央社记者11月19日报道：“湘垣大火，市民未及逃出者2000余人，迄今尸体大部掩埋。”（来长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报告为607具，省政府呈报为639具，分别见本书附录高一涵《调查长沙市火灾案报告书》，湖南省政府《为呈报长沙火灾情形救济经过以及将来复兴计划恳鉴核由》。）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应当说，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可信的。

　　大火又使更多的人们失去家园而离乡背井。如前所述，长沙在大火前已有30万人口，至11月12日已疏散90%，如今长沙全城焚毁殆尽，此30万人则顿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大火之后，有关当局曾进行灾民登记，以安置、收容和抚恤火后灾民。据统计，至12月9日最后一次发放赈济款，全市登记灾民共12.4万人，其中仅黎沌、螽斯港收容的孤儿即达815人。

　　其次，这场大火使长沙变为一片废墟，长沙人民世世代代创造与积存的财富在几夜之间化为灰烬，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

　　长沙是湖南省最大的城市，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城市建设、物质财富、文化成就均居全省之冠，实为全省精华之所在。同时，长沙又是中国一座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自秦汉以来，一直为湖湘地区的军政中心、礼仪之邦，人口众多，商旅辐辏；又曾两为国都、屡建藩城，堪称湖湘人民千年缔造之结晶。可是，这场大火却使之几乎毁灭了。

　　损失最大的是长沙的房屋建筑，有民房、商店、工厂、学校、机关、银行、医院、报社、仓库、文化娱乐场所，以及不少宫宇寺庙、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历史建筑。其中，民房、商店被毁最多，数量已无法统计，其次为工厂、学校；而机关、庙宇、教堂和外国人住宅被毁较少。据当时奉命来长沙调查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亲自勘查，大火后，长沙“环城马路以内所有繁盛之区，如南正街、八角亭一带，凡属巨大商店几乎百无一存；其他各大街市之中，残存者亦仅各有三五家或十余家不等……统计长沙的房屋，除浏阳门一带早被敌机轰炸燃烧而外，仅北外、南外、东外各处房屋所存较多，余则大都被毁。通盘估计，全存及残存者，恐不及百分之二十。”（见本书附录高一涵《调查长沙火灾案报告书》）又据解放初期长沙房地、税务两部门的房屋查估资料统计，长沙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河西），全部焚毁的有690余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330多条，综计严重受灾的街道几近90%（见本书附录陈树钧《劫余房屋知多少》）。两相比较，大体相符。可以说，这场大火在长沙城市建设史上留下了最为悲惨的一页。

　　房屋被毁，则其中未及转移的一切设备、器材、资金、货物、图书档案、古玩文物等物质亦是荡然无存，使长沙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惨重的打击。

　　损失最大的当为粮食业。长沙号称近代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粮食业十分发达。当时长沙粮食行业中的碾米业和粮栈业共有100多家，大火前仍存有谷米200多万石。火灾后除草潮门德安等12家半（某太丰粮栈半毁）厂、栈幸存外，其他全毁于火，损失谷米190多万石。湖南第一纺织厂则是大火中损失最大的一家工厂，其厂房、设备、机器、原料被毁，损失达200多万元。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自清末以来湘绣业即十分兴旺，至大火前有40家之多。但在大火中，几乎所有的绣品和画稿都连同铺屋俱毁于火。如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

　　长沙商业素称繁盛，此次惨遭火劫，损失巨大。如绸缎业，大火前全市共有90余家，全行业资金500万元左右，大火中损失390多万元。百货业有批发号和零售号共200余家，除少数已事先将财物转移疏散的以外，大多受灾惨重，全行业资金损失约50%。八角亭的太平洋等较大商号，损失都在10—20万元以上。

　　这场大火，使长沙工商业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大火后，有些资本家、小业主与职工相率回来复业。但厂店已倒塌，设置、机器、货物成灰，已无业可复了。有的只好在废墟上搭个棚屋，找张门板做门面，写个红纸条作招牌，以凑合营生。有的厂店则不复再起，厂（店）主远走他乡，甚至投河自尽了。

　　长沙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样也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自清末以来，长沙的近代教育又主要是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全国颇具影响。可是在大火中，不少学校都惨遭劫难。据统计，仅私立中小学就被烧毁31所，损失130余万元（《湖南省政府呈送长沙市大火被毁学校校舍勘查表案》，民国28年11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而湖南大学、第一师范、省立长沙高中等公立的大中学校也被烧毁，损失更大。其他文化卫生单位如图书馆、民教馆、剧院、公园、医院等，很多都被毁于一旦，大量设施装备、器材用具，图书文物化为乌有。

　　长沙大火范围之广，牺牲之惨烈，损失之巨大，从历史来看，是空前的；在当时来说，是罕见的。长沙自战国建城以来的数千年，曾屡遭兵火，其中尤以南宋初金兵陷城、清初吴三桂之乱等为巨，但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没有达到全城化为焦土的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先后弃守广州、武汉、岳阳、桂林等城市时，也曾有过举火焚城的举动，但范围较小，损失并不很大。唯独此次长沙大火，吞没全城，几乎毁灭了一座城市。因此，在数十年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长沙和南京及日本的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城市。

　　再次，又给我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如前所述，长沙大火之前，广州、武汉失守，全国舆论和国民党统帅部都预计日军的下一个“中心目标，当然在夺取长沙”。于是，蒋介石作出了放弃与焚毁长沙的决策。大火发生以后，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6日）

　　可是，大火之后，前线安稳如故，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国内外舆论大哗。

　　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湘籍知名人士，如辛亥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多人，湖南旅黔同乡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王造时等，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英美驻华使馆接到在湘英美侨民的报告后，即向中国当局严加责问。在长沙的外国侨民20多人还联名致函，要求处分张治中。

　　向来专唱低调的汪精卫，此时却幸灾乐祸起来。大火的第二天，他就在

　　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欣喜若狂。大火之后，他们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

　　同时，由于大火不仅没有起到阻敌困敌的作用，反而使广大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因而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愤恨。长沙城乡怨声载道，咒骂之声不绝于耳。

　　显然，长沙这场大火，使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一度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其时，抗日战争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作为领导国民党抗战的最高统帅，抗战还是比较积极和坚决的。长沙大火的发生，确实对我国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应当指出，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表现了十分可贵的精神和品质。当时，周恩来迅速赶回了长沙。面临复杂困难的局面，他一方面严肃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焦土抗战”方针；另一方面，他又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深刻地指出：“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但这一切又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侵略所引起的。没有日本强盗的侵略，也不会有长沙大火，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见本书刘斐章《周恩来同志参与组织领导长沙大火后的救灾活动》）周恩来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长沙大火事件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可以说对消除大火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火案的审理和终结

　　长沙大火发生之时，蒋介石正在广东韶关，召集第四战区高级将领张发奎、余汉谋等举行军事会议。据时为蒋的机要电话员王正元的回忆，当时，大本营与长沙的联系突然中断，大家都以为长沙已经陷落。（见本书王正元《一位机要电话员的回忆》）随即，陈诚、张治中先后发来电报，报告了长沙大火的消息。陈诚并埋怨地说：“张治中已经把长沙烧光了，敌人根本就没有向长沙进逼。”于是，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急忙赶回长沙。

　　11月16日夜，蒋介石赶到长沙，当夜就听取了陈诚、张治中的汇报，次日又察看了全市灾情。随后，决定采取下列紧急措施：（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酆悌、徐昆、文重孚，组织军法会审，自18日起开庭；（二）拨款50万元（由军委会拨20万元，省政府拔30万元），救济被难灾民；（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的保卫；（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任命俞济时兼长株警备司令，并办理善后事宜。（见本书附录尊棋《一片焦土的长沙》）

　　为审理长沙大火案，蒋介石立即下令组织军法会审，并严令：“大火案要严峻迅速，依法论罪，限两天内结案。”（见本书张耀宸《长沙大火案审理经过》）

　　11月18日上午，由九战区军法分监部组成的预审小组对酆、徐、文3人进行预审。在审讯中，徐昆、文重孚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而酆悌则供认：疏忽失慎、违犯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次日军委会又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由蒋介石指定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担任，副审判长由军委会交通警备司令蒋锄欧担任，另有九战区军法分监部法官和长株警备司令部人员会审。经过一天的审判，后经蒋介石亲自批示，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等死刑。

　　对于这起重大案件的审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意见是不尽一致的，特别是围绕酆悌的问题，更是显得十分复杂。在法庭之外，张治中力保酆悌，曾先后找了张耀宸、钱大钧等人，想为之减轻处分。直到蒋介石作出决定之后，他还向蒋恳请免酆的死罪。而陈诚则认为不杀酆悌不足以平息民愤和鼓起士气，力主杀酆。在法庭之内，上自审判长，下至书记官，无不为酆悌说情帮忙。蒋锄欧为酆的湖南同乡，在会审中即对酆表现出露骨的同情。他再三诱导酆悌供出应负责任的第二者、第三者，甚至明言张治中、徐权应共负其责。其他的会审人员也心领神会，在审讯时，避重就轻，甚至在笔录口供时还有意漏掉一些关键性的词句。（见本书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中徇情枉法、官官相护的腐败风气。

　　长沙大火一案，还对其他有关人员作出了一系列处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知责任重大，难以向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交待，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之过失，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省保安处长徐权，以“惊慌失措，动摇人心”，被“革职查办”。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以参与制订“焚城计划”，均予革职，通缉查办。长沙市长席楚霖，因弃职潜逃，不久后由省政府予以“革职留任”的处分。

　　善后救济与长沙的复苏

　　火后长沙，全城一片焦土，人民荡析流离。赶筹善后、安定人心即成为最紧迫的问题。11月13日上午，张治中和陈诚都曾下令开展善后工作，但因其时火势猛烈和人员缺乏，只是维持治安，恢复通讯而已。

　　最先赶来长沙，组织和从事善后救济工作的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人员。周恩来于11月16日赶回长沙后，即先后约同陈诚、张治中、席楚霖等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商讨善后事宜，并决定调集三厅人员速赴长沙救灾。次日，田汉、洪深率三厅人员计130多人赶抵长沙，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善后救灾。“突击队”下分宣传、救济和调查3个组。队员们佩戴着盖有八路军通讯处印章的袖标，清理现场、救护伤残人员、开设粥站、从事善后宣传……19日，郭沫若又率领三厅后续人员200余人赶回长沙，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人员也奉令赶到，投入了火后长沙的救灾工作。

　　在火后的最初几天里，张治中先后发表了“引罪自谴布告”、《告民众书》等一系列文告，再三地申述了大火的原因；并以“神明内疚，罪戾实深”而自责，表示要力筹善后，“稍赎愆尤”。11月22日，由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救济委”由省政府各厅、政治部第三厅、长沙市县政府、省会各界、外国侨民等各方面人士共60人组成，以财政厅长尹任先为主任委员，田汉、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交通、救济、治安、工程、宣传、市场、经理8组和1个工程总队，以实施善后救灾的各项工作。

　　“救济委”成立之后，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也就全面开展起来。善后之急，首在救济。救济的办法是：第一步设收容所，并办理灾民登记；第二步给以经济助力，使灾民能自力营生。从11月下旬开始，“救济委”在长沙市及湘潭、湘乡、浏阳、邵阳、长沙等县设立了10多处收容所，以安置和疏散难民。至11月30日停止登记，长沙市区登记难民16071人，加上各县收容登记者，共4万余人。对于不愿住所和疏散的，每人发贷款10元；12岁以下儿童，则每人发给保育费5元。12月9日，“救济委”又给未及登记的灾民补发了一次救济费，每人5元，共到8.4万人。至此，先后受赈的灾民共达12.4万人。此外，“救济委”还按甲、乙、丙3等，给每户受灾房主象征性地发放了2-8元的“津贴”费。

　　其次，是清除街道。11月25日，湖南省政府在长沙附近各县征募民工3571人，又动员长沙自卫团员1.2千人，共4771人，组成民众义勇队，以清除火后废墟。此后，民众义勇队和突击队一道，奋战20多天，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拆卸危墙断壁，收集砖木，堆砌屋界，搭盖棚屋，至12月14日，大致完成。

　　再次，是恢复市场和交通。早在“救济委”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三厅人员组成的突击队就深入长沙郊区，动员农民进城卖菜，实际上开始了恢复市场的工作。11月19日，火后长沙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市场，其中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及至市场街道清除以后，外逃的灾民陆续回城，市民日多。据12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此时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

　　交通方面。市内自街道清除后，已能通行车辆。公路，至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铁路，长沙车站于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北行至汨罗，每日有客货车各一次。邮政电讯首先是由军事当局恢复的。11月16日，驻长军邮人员即在长沙南郊设立了第六军邮局，并开始营业。21日至23日，省邮局本地股员工先后在市内小吴门等多处设立邮件收寄所，出售邮票，收寄各种邮件。25日，长沙邮局在北门外成立，长沙邮务始告全面恢复。电讯，11月30日，省电讯局在长沙北郊设立收报处，开通了省内长途电话；至12月初，省际、国际电报均已开放，并开始收发商务电报。

　　至此，一片焦土的长沙慢慢地开始复苏。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救济灾民、清除街道、恢复市场与交通等重要工作基本完成。12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遂宣告各项工作结束。

　　长沙大火的善后救济这一极为艰巨的工作，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而共同组织和领导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临危救难，力挽狂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省主席的张治中，以“戴罪之身”办理善后，能与共产党人一道，团结社会各界，筹集赈款，组织人力，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长沙大火的善后救济，国民党中央当局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在全国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监察院、中央赈济委员会先后委派要员来长，视察慰问，进行调查，或指拨赈款，调拨救济物质，对缓和灾情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中华慈善总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对长沙大火的救灾工作也给予了人道主义的支持。

　　在长沙善后的过程中，张治中还发起成立了一个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并自兼主任委员。决定“在27年（即1938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指拨一千万元”作基金，以重建和复兴长沙。可是，张治中还未及实践他这一宏大的愿望，即于1939年2月调离湖南。随后，薛岳主湘，日军进犯，这一重建和复兴长沙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一直未能实现。

　　长沙大火的根本原因

　　长沙大火这场举国关注的弥天大案和大火的善后与救济，就是这样匆匆地结束了。然而，在无比的震惊和愤懑之余，人们还在思索：敌骑未至，自毁名城，造成这一奇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此，近60年来一直聚讼纷纭，各持一端。关注这一问题的海内外学者，认识也不尽一致。

　　早在大火尚未完全熄灭之时，11月16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的宣传材料。这份材料将大火的原因概括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从此为国民党官方统一了口径，此后有关官方的报刊宣传、文告文件都无一例外地套用了这一说法。这种说法，将纵火的责任推给了长沙地方军警当局，甚至怪罪于普通民众“激于义愤”、“自焚其屋”，回避了大火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掩盖了站在长沙“地方军警”当局背后的主使者的责任。

　　为了推卸和减轻罪责，当时，国民党当局还编造了种种论调。其一为“长沙必毁论”。11月23日，张治中以湖南省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长沙火灾敬告全省同胞书》。文告说：“长沙所处之地位，要想在此次抗战过程中不牺牲，不被毁坏，几为不可能之事。”接着，该文告推断出长沙将有4种被毁的可能：一是敌机的狂轰滥炸；二是我军撤退时，自行施以破坏；三是敌军入境，纵火焚烧；四是敌人败退之际，化之为焦土。总之，“长期抗战之结果，长沙难免毁坏”。依此推理，长沙迟早必毁，但迟毁不如早毁，敌毁不如我毁，并无罪责可言。

　　其二是“火烧有功论”。大火之后，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于是，有的人抓住这一现象，企图为纵火者解脱。当时就“有人说，假使我们不焚城的话，敌人是要随即进占长沙的，烧了长沙实是保全了长沙。”被推上法庭的酆悌也说：“假定没有这次大火发生，日本鬼子是不是会这样停止进攻，长沙的守备部队不过五十师之一部，敌人既然进迫汨罗河，为什么又转回岳阳？”酆悌并要求：“这些我只期待后人以历史的眼光给予评论。”直到数十年后，大火的另一责任者还在说：“日寇原拟挺进长沙，忽于大火后后撤，长期逡巡不前。”

　　以上种种的论调，回避了问题的本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自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不能对长沙大火事件作出客观的解释，但其传播于当时，流衍至后世，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数十年后，作为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沙大火的问题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在海峡两岸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章都着眼于“谁是罪魁祸首”、“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放的第一把火”？因而忽略了这一事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论者不免带有的成见，其结论也往往有失公正。那么，造成这一事件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本文认为：

　　第一，长沙大火的发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焦土抗战”政策的严重恶果。

　　“焦土抗战”作为一个对日抗战的主张，最先是由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李宗仁提出来的。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又步步威逼华北，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为此，李宗仁撰写并发表了他“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从而正式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81--682页）。但在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战争，并没有对此引起重视。随着国势的日趋危重，李宗仁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焦土抗战”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载《焦土抗战论》，桂林大众文化出版社1938年出版。）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转向坚决抗战，并接受了“焦土抗战”的主张。1938年初的国民党中常会之后，“焦土抗战”遂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作战的国策。此后，“焦土抗战”成为国民党喊得最多的一个口号，以致于人“皆以焦土政策为天经地义，反对之皆被目为落伍分子，故无人敢言”（《蒋廷黻杂记》(一)，转引自戴和林《1938年长沙大火起因》（《民国春秋》1989年第4期）。）。蒋介石也曾一再以“焦土抗战”的方针，指挥其正面战场的作战。

　　本来，作为战争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战争环境里，“焦土抗战”也是可行的。当时，毛泽东在论述关于放弃土地、避免与敌决战的问题时曾指出：“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7页）长沙大火之后，我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曾专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题为《论“坚壁清野”》的社论，也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能够打击敌人的方法和手段，不管是消极的或是积极的，我们都应采用……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正确的运用这些方法和手段。”（见本书附录《论“坚壁清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一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从军事战略来看。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已失去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敌我战略相持的阶段。当时，由于后方补给困难，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内，曾对是否继续进攻湖南、向岳州追击的问题发生争论。11月10日，日第十一军即发出命令：“决定中止在岳州、通城一线附近的追击”，“转向警备态势”，其“第六师团在今村支队攻占岳州后，应急速令该支队经水路返回武昌”；“第九师团……大致在咸宁、岳州之间地区集结兵力。”（（日）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98页）而蒋介石对此全然不知。同时，长沙亦并非不可战守之地。长沙以北150公里的范围内，北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水自北而南依次排列；东北方向有幕阜山、神鼎山、影珠山等纵横起伏，形成天然防线，足可依势抵抗。后来中国军队即曾在此范围与日军举行三次会战，阻抗日军长达5年之久。但蒋介石对此不作部署。他早就作出了不予抵抗仅以坚壁清野阻止敌锋的决策，并且将这一显属军事行动的任务交由行政长官张治中执行。这不能不认为是蒋介石在战略上的失策。因此，《新华日报》社论《论“坚壁清野”》一文尖锐地指出：“岳阳甫陷，深夜火起，湘垣付之一炬……这叫什么都可以，但决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

　　在政治上。由于国民党实行由政府和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忽视甚至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因而所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必然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而成为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破坏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策划和实施这一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举措，完全是在对人民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既没有宣传和发动民众，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撤退和疏散。甚至省政府举行会议时，有人反对火烧的办法，而张治中却一以蒋介石指示为是，竟一口否决：“不必讨论。”（《蒋廷黻杂记》(一)）结果，这场大火完全成了对人民群众的突然袭击。

　　第二，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颟顸溺职和腐败无能，导致了长沙大火的猝然发生。

　　如前所述，长沙大火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所实行的焦土抗战政策，是张治中忠实地贯彻这一政策的结果。但是，蒋介石的指示毕竟还有个“长沙如失陷”的前提，张治中也并没有下达放火的命令（有人认为张治中曾下达放火命令，但证据不足，有待考证。）。那么，大火何以发生？何以“一处失火，四处发动，及至不可收拾”？本文认为，这完全是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的颟顸溺职和腐败无能所造成的。

　　其一，临事张惶，自相惊扰。如前所述，“破坏长沙”是一件属于军事性质的行动，自应随时掌握前方的军事动态。但是国民党湖南当局颟顸溺职，昧于形势。张治中与陈诚相互不和，意气用事，互不联系，因而不能及时掌握前线情况。身负全省保安之责的徐权不仅疏于布置，反而信谣传谣，甚至以敌台广播“为情报之根据”，造成全城谣言繁兴，人心慌乱。于是，警察大批逃亡，警备司令部到处设卡盘查，拦车扣车，而当局不能予以有力制止，任其滋蔓。可知这一混乱局面实际上是湖南军政当局自相惊扰所成。

　　其二，颟顸溺职，轻率用事。湖南军政当局既已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因此事到临头即仓卒应付，举措乖方，终于酿成空前的大祸。张治中在奉到蒋介石的电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指示徐权、酆悌拟定“焚城计划”，而且限令几个小时之内必须拟出。当计划制定之后，徐权不经研究即对之作了二处重要修改，一是放火部队改警备一团为警备二团，二是放火器材的掌握改连为班（队）。这样一来，部队难以掌握，火源难于控制（参见本书许权《长沙大火纪实》），为大火的骤然发生种下祸根。然而，张治中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示明早4点“我来检阅”。而徐昆在带领部队出发之初，却指示：放火之信号，或以举火，或以传令，或以警报，轻率地改变了计划。

　　其后，纵火部队进入岗位，放火器材迅速发放。但这时，湖南军政当局要人却一个个地离开了岗位。张治中夜半搬迁，却没有通知有关人员。徐权不明去向，酆悌则溜走睡觉去了，徐昆也没有在现场指挥。事后来长调查的高一涵认为：“虽未查出其有实施放火命令之证据，但其种种慌张躁率，举措乖方，实足以酿成巨变，与曾发命令者无殊。”（见本书附录高一涵《调查长沙市火灾案报告书》）果然在大火初起时，警备司令部只留下一个到任不久、人地两疏的参谋处长，四处电话无人，本身也无力制止那些狂暴的纵火士兵。及至张治中、酆悌从睡梦中惊起，大火已经冲天，无法挽救了。

　　以上可见，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的大小官僚们，是何等的懦怯无能、草率轻慢。这种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即正是长沙大火发生的又一根本原因。

　　据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作有“一番剀切的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见本书张治中《长沙大火真相详记》）应该说，蒋介石这番言不由衷的表白没有讲错。长沙大火的根本原因确是国民党“整个团体”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错误，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长沙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

　　长沙大火这一空前惨烈的事件过去已近60年了。大火之后，国民党中央喉舌《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说：“长沙一切损失与牺牲，实为争取最后胜利所付最悲壮最伟大之代价，而长沙一切公私损失已记入抗战总账中。换言之，将来总清算时，全国必能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完成长沙之复兴。”（见本书附录《长沙大火纪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实现这一诺言。灾难深重的长沙城仍然在废墟上呻吟，艰难而缓慢地医治她被烧焦的肢体。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沙才进入一个重建和复兴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沙人民迅速地医治了战争年代的创伤，使长沙展现出新的面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正在向着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宏伟目标迈进。重温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这一惨痛的历史，总结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梁小进

来源：《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