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 焦土抗战 1938年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的何健公馆内，蒋介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首脑人物，有冯玉祥、唐生智、何应钦和陈诚等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长沙面临日军入侵时的弃守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长沙----这座近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与焦土抗战的政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38年10月25日，蒋介石撤离武汉，来到湖南南岳。在此之前的四个多月里，中国军队和侵华日军在武汉展开了大规模会战，双方共出动兵力150万人，舰艇160余艘，飞机600余架，从六月一直激战到十月，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撤退，25日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结束的四天前，华南的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又侵占了广州。此时，日军兵分两路，从武汉和广州南北夹击，想以最快的速度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来实现它“五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而长沙正是这条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长沙是坚守还是放弃，成为举国关注的大问题。 武汉沦陷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论调尘嚣甚起，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企图使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一时间，国民党内部笼罩着一股强烈的失败、恐惧和绝望的情绪。一些国民党内的主战高级将领，担心蒋介石面对挫折，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动摇抗日的决心，为此，冯玉祥将军还专程从桂林赶到湖南，面见蒋介石。他给蒋介石讲了一个三国时期，曹操带着83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想吃掉东吴孙权，而孙权的谋士鲁肃，劝他不能投降的故事。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冯玉祥这句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的话，在蒋介石心里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恐怕只有蒋介石自己才最清楚。而对于长沙，这座位于粤汉铁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城市，他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阻止日军的进攻呢？ 在德国大使外交斡旋，使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失败之后，日军继续南侵，向湖南进逼。此时的蒋介石已在南岳建立了全国抗战总指挥部。他打算：“以湖南衡阳为中心，组织湘北与赣北的抵抗，而长沙一旦失守，就立即放弃并焚毁，对长沙实行“焦土抗战”政策，放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保卫黔、滇、川西南基地的目的。” 在蒋介石的心里，长沙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从此长沙和“焦土抗战”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战争，对“焦土抗战”的观点并没有引起重视。随着国家形势的日趋严重，李宗仁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他“焦土抗战”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使用“焦土抗战”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俄国人为抗击侵略而火烧莫斯科的故事了。 当年，拿破仑面对莫斯科的大火，感慨地说道：“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壮丽、最恐怖的光景。我们是最好的演员，莫斯科是最好的舞台，可惜没有观众。”一个月过后，法军自动撤出莫斯科。 这段历史曾经多次被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加以引用，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在南岳和长沙等地多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一再强调“焦土抗战”的政策。11月7日至9日，在长沙何健公馆，蒋介石又召开了一次会议。 就这样，长沙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新墙河，这条距离长沙100多公里的天然屏障，能否抵挡得住日军进攻的脚步呢？ 就在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长沙一旦不守，就对其实行“焦土政策”的时候，整个长沙的机关团体和市民疏散工作也已经展开。湖南省政府迁往湘西沅陵，长沙市政府迁往湘中邵阳，市民则自找疏散地，或去郊区，或去云贵川等地，省主席张治中及部分必要人员留守长沙，准备在日寇入侵长沙时撤走，与野战部队共进退。 就在这段时间，战火也已迅速烧到湖南。11月8日，日军入侵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临湘陷落，日军继续南侵，战势越来越紧张。11月10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紧急会议，开始传达蒋介石准备焚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指示，身为长沙市长的席楚霖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内容对长沙老百姓来说是高度保密的，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要疏散，却并不知道要焚城。会议结束后，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又召开省会党政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并开始策划焚毁长沙的行动。 在这之后，长沙的疏散加速进行开来。公路上，各种军用民用汽车、马车、人力车络绎不绝，码头上、火车站到处挤满了人。与此同时，焚毁长沙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进行着，当晚，长沙警备司令部便开始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和汽油煤油，并在各交通要道拦劫车辆，作为最后撤离的工具。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日军又占领了岳阳，岳阳是长沙的门户，距离长沙150公里，它的陷落更使得长沙陷入了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一些“日军已杀到长沙边上” 的谣言也开始在城内传播开来，那些还未疏散的市民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四乡。除此之外，大批警察也开始弃守岗位，成批地逃亡。这让当时的警察局长文重孚头痛不已。 11月12日，长沙这座惊恐的城市显得更加紧张起来。上午9点，从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与此同时，张治中也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如下：“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电报刚刚到达，紧接着，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的电话，告知他“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几个小时之后，鄷悌等人就将焚城计划拟好了，计划的全称叫做《破坏长沙计划大纲》，具体负责计划起草的是当时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 在这十三条当中，其中关于起火的有这样关键的三条，即： 第三条 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务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 第五条 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部发布书面命令，方称为起火命令。 第六条 起火信号------首先，听警报，其次，看天心阁上火炬。听到、看到、方准起火。 除此之外，在其它的几条中，还明确规定了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以及起火的秩序、人员行动的纪律等问题。 《破坏长沙计划大纲》中拟定了十三条，其中有三条与起火有关，当计划交给省保安处长徐权审阅时，他作了两处改动，将原计划中规定放火单位的警备第一团和社训总队改为了警备第二团和社训总队，还将纵火部队以连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改为了以班为单位进入准备位置。当鄷悌指出“如果以班为单位”不好控制时，徐权却以“部队不在郊外，在市区”为理由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后来的研究者中有人认为，他的这两处改动，却有可能为长沙文夕大火的骤然发生埋下了祸根。 12日晚上6点，鄷悌、徐权等人将修改好的《破坏长沙计划大纲》送到了张治中的办公室，张治中批准了该计划，并在上面批示了13个字，即：“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决定鄷悌为焚城行动的总指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举火行动的正指挥，市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任务交待完之后，张治中就离开了，他要在今晚宴请长沙的英美教会领袖，而其他人则开始为接受检阅忙碌起来。 鄷悌离开张治中处回到警备司令部后，便召集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开会，在会上鄷悌传达了张治中关于明晨4点准备完毕，接受检阅的指示，并强调现在是准备阶段，不是正式行动，会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还着重讲了防止意外失火的问题。可是检阅前这几个小时的准备阶段还是出现了差错。 晚上10点，长沙---这座惊恐的城市还刚刚结束了一场庆祝活动，因为11月12日这一天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原本打算在这晚举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由于战事的紧张，最后只得由当时的长沙市长席楚霖率领300人参加。当游行结束之后，席楚霖开始发现了这个晚上的异常。 此时席楚霖的心中更加紧张起来，当他找到社训总队副团长王伟能，询问王伟能，张治中安排的找800个民工为军政处搬家的事办妥了没有时，王伟能告诉他的一番话，让他更是惊恐不已 明明是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为何却被王伟能说成是指挥放火呢？这让席楚霖很是疑惑。 这些三五成群拿着火把，手提汽油桶的士兵正是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的军人，他们在当晚10点领到了放火燃料后，11点半，按照命令到达了指定位置。此时的长沙遍布了这样100多个放火小分队，他们开始在市区内许多房子的外墙上画上焚烧记号，做着检阅前的准备工作，可是让人不解的是，竟有部分放火队员开始将汽油、煤油淋在了市民房屋的门板、窗户及外墙上。这样一个极易随时引发火灾的举动，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还是放火队员误以为领到燃料后，就应该马上淋上去呢？现在人们已经不得而知。而且为了将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徐昆等人还将长沙市内所有的救火车也都灌上了汽油，救火车变成了放火车。此时的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汽油库，火灾随时都会发生。而与此同时，市内的谣言也蜂拥而起，纷纷议论日寇已经到了长沙近郊三公里处的新河，整个城市一片恐慌。 11月12日，在这个深秋的夜晚，长沙真得就如席楚霖所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巨大的火患、恐怖的谣言，将它笼罩。13日凌晨两点，南门方向突然起火，紧接着城内几百条火头相继窜向空中，长沙这个巨大的汽油库被点燃了，在这个失控的夜晚，这座有着近三千年历史的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 然而一次放火前的预习检阅，又是如何骤变成一场惊世大火的呢？这中间的演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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