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救亡高潮与文夕大火

长沙大火善后

尹任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入侵，步步向内地进逼。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陷武汉，觊觎湖南，省会长沙顿呈战时景象。为了应变，省政府一面将各机关迁往沅陵，一面加紧疏散市民。同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城发生大火，市区十之八九化为废墟，数千人葬身火海，数万人沦为灾民，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对此惨祸，举国震惊，群情激愤。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因失职而被处决，省主席张治中也因用人失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当时，善后救灾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本是民政部门的份内工作，责无旁贷。然而民政厅长陶履谦，深知此次救灾非同寻常，任务艰巨，风险极大，稍有失误，后果堪虞，竟不肯出来领导救灾工作。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刚受处分，处境困窘，对陶的渎职逃避行为，也无力管束。于是找我商量，恳请我来主持赈灾。我当即接受此任，并报告他说，省财政厅尚有数十万元现款，可用作救灾，使他大得宽慰。

    大火后十天，11月22日，成立了“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主持一切救济事宜。我是主任委员。著名剧作家田汉和长沙市长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中有教育厅长朱经农(基督徒)，长沙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等人。下设总务、救济等八个组。救济总额五十万元，其中省府筹集三十万元，中央拨款二十万元。办公地点设在财政厅内。

    为使灾民能在隆冬季节尽快得到救济金，救济委员会决定直接发款给灾民。这种赈灾方式，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全无先例可资借鉴，工作的难度极大。但我深知有主同在，内心平静安稳。委员会还决定救济对象须先登记并领取长沙市发给的难民证，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每人领款五元，发款日期为12月1日。

发款那天清早，成千上万的凄苦灾民，便从四面八方扶老携幼涌向指定地点。发款时间未到，场内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后因发现，不少原来已去外地投亲靠友的人，也闻讯赶回，却未领难民证。只好临时改变规定：另发救济金兑换券，按上指印，凭券取款。这样，不仅实际人数将大大超过预计，而且也很难杜绝重复领款或并非难民之人前来冒领。由于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发款进度缓慢；一些迟到的灾民又继续不断入场，时至傍晚，待赈的灾民依然众多，使原定一天结束的工作欲罢不能。但若继续发放下去，又有谁敢担保靠这有限的救济款能圆满的收场呢?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工作人员均不知所措，纷纷前来请示。我是主任委员，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

当时，我的夫人已带着孩子们避难去云南了，眼下又无法去找爱主的弟兄姊妹相商，惟有独自祷告求主指引。祷告时，心中忽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野地里，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的动人画面，并清清楚楚记起当时主对门徒所说的话：“你们给他们吃吧。”我立刻明白主要我效法当年的门徒，凭信心继续向灾民发放赈款，“给他们吃”。

    遵照从主所得的启示，次日上午继续发款给待赈的灾民。开始时人群争领的情形一如昨日，然而奇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领款的人数竟自然而然地减少下来。及至夜幕降临，所有灾民全都领款离去，再无一人滞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救灾活动，便这样平静顺利地宣告结束，工作人员个个如释重负，额手称庆。

    赈灾结束的当晚，领款人数尚未统计完毕，中央社记者即根据原先登记的人数，以《长沙大火，灾民六万》为题，迅速作了如下的报道：

    【中央社长沙二日电】  本市火灾灾民登记业已结束。统计住所者二二五○名，不住所者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一名，此外收容孤儿一○名，连同湘潭萍乡等处登记者，预计总数在六万左右。昨今两日发给灾民贷款证及疏散费，灾民已开始向选定之县份出发。

    事后点清按有指印的兑换券九万余张，发款总数四十余万元，两数相符；超出领取难民证的人数达三万之多。尽管如此，一切前来申请救济的人还是都领到了赈款，但又没有突破五十万元的总额，并略有结余。恰似主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以后，尚有十二篮零碎。张以藩先生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发放了九万人的救济费，把钱直接送到灾民手中，不出差错，简直是神迹!”的确如此，是神又一次彰显他的大能，成就了人力难及的事。当时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在实地视察后，也曾对这次救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此次长沙火灾临时救济工作中，虽尚未完全避免灾民之冒领、重领等事，而赈款均能用之于灾民，办事人员之不中饱，则予各方面以极良好之印象，而为过去赈济之所未有。”

    救灾结束了，灾民散去了，各方对省主席张治中的怨愤和指责也逐渐平息下去。张先生深为感激地对我说，这次赈灾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你会毫不犹豫地承担这风险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战争年代，日本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地方财政非但没有赤字，而且还拿得出数十万元来赈灾；三是想不到赈灾工作竟进行得如此顺利。我说，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赈灾得以诸事顺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绝非自己有任何过人之处，并趁此机会向他传扬福音，劝他信主。他深受感动，与我一同跪下祷告，认罪悔改。主借着我在赈灾工作中的见证拯救了他，“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过去我们之间仅是一般上下级关系，自此以后，彼此既是主内弟兄，也成了挚友。

不久湖南省政府改组，1939年2月1日，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调任中央侍从室主任，我也奉调到财政部工作，都离开了湖南去重庆就任新职。

（本文写于1942年，原载香港出版尹任先自传《圣光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