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救亡高潮与文夕大火

一片焦土之长沙

尊棋

七日的帮贝

(中央社长沙讯)自动焚毁的长沙，到今天(11月20日)火焰还没有熄灭。记者16日深夜，重入长沙时，恍如置身火海中。第二天清晨，同陈辞修、周恩来两先生在焚烧了的天心阁废墟上登高凭眺，但见昨日如锦如织的湘垣，已成今日的帮贝。劫后余生的灾民们，扒着炙热的灰堆，寻觅骨肉的亲尸，挖掘或许还未毁灭的一些物件，有的怅然踟蹰于自己家屋的故址，有的悲楚咽哭于不可辨认的街头。最不忍卒睹的，是那些陆陆续续沿着铁道、公路、河边策杖匐行，满以为可以得到休养医疗的负伤官兵。

类似阴谋的纵火

在新张贴的维持治安的布告面前，端立着不少充满疑虑的灾民。他们开始从无结果的悲哀中清醒过来。“到底是谁下令放火的呢?”这样一件与军事行动不可分离的动作，当然应该发自最高军事当局，然而当时军事最高当局，是在长沙的。据对记者恳挚表示，而且由无数事实证明，他们在大火前的一秒钟，竟毫无所闻。那么至少省政府应该是发令指挥的机关了。可是经过严密调查，省政府也未尝下令放火。但是无论军事当局还是张主席都承认在岳州失守时对于长沙有了破坏的准备的，并同意于敌人突破汩罗或平江后，即行着手。事实是截至12日深夜为止，铁路线的敌兵还在新墙河以北。新墙河距离汩罗有35公里，而汩罗距长沙80公里。换言之，前线还远在长沙230华里以外。公路方面，敌人也在平江北60公里之九岭以北。但同时另一个铁的事实，是12日那天，长沙各街道、民房、商店都已布有引火器材，晚间因系总理诞辰之故，人民自卫队等曾举行火炬游行，有些火炬未能熄灭，曾引起两三处小火，别处都安谧未受波及。可见是在等待命令下后，始一齐点燃，不是简单由于火炬。踏着大火逃的朋友和许多目击的人们都证明了，13日清晨3时许，确由佩带放火队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也证明湖南人民自卫团第二团是放火的主力，当夜分为24队，散布全市各区各带火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及警察局着火，各地一齐响应，同时动作，这样显然又是极有计划极有步骤，几乎与大规模阴谋无异的纵火了。

损失调查

大火的前一周内，前方军事的确是很显出不能稳定的样子。后方医院的负责人许多弃职而逃，弄的伤兵流离颠沛，长沙市内的居民稍有钱者，已大批离开，十之八九的商店已经关闭。当时谣传，是敌人已在长沙十二里外口口，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军警当局，对于这种事态，首先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十二日下午起，市内治安开始动摇，以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到处抓车的事，开始多起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的卡车，都曾被扣；即其长官的小汽车也一度被扣。开始听见散兵的枪声。以盘查为名，而劫掠行人钱钞的事也开始了。许多人预感到一场恐怖的来临。但仍未料到当夜即有了这大规模的放火。

长沙原有四十二三万人口，八万余住户，战后人口增加了十万人左右。火前逃走了十分之九以上，留在市内的，应不下三万人，假使大火再迟放一天，相信还要走开一两万人。然而十二日晚八时开始戒严，市内的人民已不能逃出，七处后方医院的轻重伤兵还有三四千人，通讯机关后方办事处和其他准备最后退出的公务人员，至少有两千人。所有这些人，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当然不少，应在十之七八左右。但不能逃出火垣的，如许多重伤官兵、衰老民众、酣睡未醒的人们，则惟有火窟了。

一般建筑物的损失，大体可分别如下：(一)机关：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省会警察局，及除第五分局外所有各分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及所有堆栈品都焚毁。(二)学校：湖大、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工、兑泽、第一师范、南华女中、育才、耀芳女校、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动物园，民教馆，全部或大部烧毁，惟雅礼中学、福湘女校等教会学校，则安然无恙。(三)银行：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四)工厂：上河街第一纺织厂，及其他厂家凡三四十处均毁。(五)民房：除东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毁最烈。又，除湘雅医院外，其余公私医院均付之一炬，惟水陆洲除平民草屋外，均完整。浏阳门外新站路两侧房屋亦无恙。

最高当局处置

这一场巨祸惹起后，首先引起最高统帅的关怀。亲自由××赶来视察火场及全市被焚情形。当日采取了下列各项紧急处置：(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警备司令酆悌、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并组织军事会审，自十八日起开庭；(二)拨款五十万元，内有军委会拨二十万元、省府拨三十万元，作为救济被难民众之用；(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的保卫；(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任命×××兼长株警备司令，并办理善后事宜。关于审判的经过，因属秘密性质，所可说者，仅为判明高级军事机关和省政府，当时确未下令纵火，但省政府是负有于事前妥为布置抓紧时间，事后严加控制之力求防范责。如果地方军警当局躁急从事，不待令下，即行纵火，则省主席当然难辞用人失察与未能控制之咎，因此张文白先生自请处分，都是极其恰当的措置。酆悌、徐昆、文重孚对于全市警备是负直接责任的人，此次误信流言，临事慌张，不经请示，即行发动，辱职殃民，难以自辩。(尊棋十一月廿日)

（原载1938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烽火岁月——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张湘涛主编|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辑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