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救亡高潮与文夕大火

欢迎郭沫若大会记详

岳兰

“几见吕伊佳句在？从来憔悴屈诗人。”

“莫笑斯民无眼耳，振聋发聩更何人？”

这几天，长沙久雨新晴，浸润着春的气息。自从报纸上传出了郭沫若莅湘的消息，不知有多少人的心，期盼一瞻他的丰采，或者是聆他的谈吐，恰好像在寒冬以后，谁都喜欢亲近春天的阳光一样。   

是元宵节的前日、金黄色的晨曦，斜射着青年会大礼堂入口的一张白竹布上，挥洒地写着“欢迎诗人郭沫若先生!”

冒着早寒，源源来会的人，有革命老前辈，有新进作家，有青年，有妇女，有军人，有学生，有儿童。

长长的桌子，照例不分一横三直的四行，陈列着各种果品，正中的桌上，摆着直径一英尺的蛋糕，许多客人都好奇地瞧着，原来那上面有几行字：“欢迎我们的文化战士!”主人拉郭先生坐正中，但他谦虚地避开了，结果是坐在右侧面的第三把椅子上。

会议程序的开始，是由田汉介绍郭先生，如雷的掌声起于四座，接着孙伏园氏被推致欢迎词，孙很幽默地说：

郭先生的学问很渊博，可以说“从甲骨文至游击战”，无所不通；到会的朋友范围也很宽，有的和他是甲骨文的关系；有的是游击战的关系；也有许多是为着其他趣味相同的关系。他很感慨地回溯到十二年前和郭先生在一块努力于革命工作，后来革命遭受失败，才分散到不同的方向，但他心中预料必有一个大时代到来，使他们重新聚首，而这时代现在真正到来了。

中国终于爆发对我民族死敌——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郭先生终于回到祖国，像当日参加北伐战争一样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抗战了，这个时代的一切比以前更伟大，因此见到郭先生也比在十二年前更愉快。他希望每一文化工作者为着对付共同敌人，都像北伐战争初期那样不分党派，消除成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接着也在诗人欢迎诗人的意味上，田汉请易君左讲话，他简单地表示：在当代伟大的诗人前，我们是这样的渺小，郭先生在宣传工作上，担任着很重要的任务，而他现在也在抗敌宣传方面服务，他希望能得到郭的指教。最后他提议最好大家不拘形迹，随便谈谈，发挥田先生一向所说的“野性”。    

田也称颂半年以来郭于抗战宣传的事实上，曾尽了很大的责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科秦镜先生也从这方面发表欢迎的意见，主张抗敌宣传应以三民主义作中心。  

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也和郭十年不见了，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惟主张加重西南，特别是西南中心的湖南。他主张应在湖南建立抗敌的中心力量，因为他认为西南的经济条件、文化和人口密度高，都比西北更重要。

《中央日报》主笔周邦式先生对郭的作品读得很多，仰慕至切，但他自称有一习惯，即越是自己敬佩的人越不想急切地见他。今天有机会晤见郭先生，原只想偷偷地看他一眼，现在却容许仔细端详，实为意想所不到。他把郭比成屈、贾，希望用他的诗才辩才贡献祖国。但希望他不要流于忧郁而当学陆放翁的豪情万丈。

接着希望郭领导大家以身许国为抗战共同奋斗的，有葛建时先生，因为读了本报的《郭沫若在长沙》，把郭氏比做拜仑，觉得他的苦闷是代表全国青年的苦闷。希望他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上来领导长沙文化界工作的，有薛暮桥先生。

对郭的文字学、考古学发生很深刻的兴趣，同时说明湖南从前并不如今日之沉寂，她也曾经有过热烈而灿烂的革命期，正好像在沙漠之中常常可以发掘出文化的城市一样；因而希望郭先生在湖南开垦的，有方克刚先生。

方先生在谈话之余，因见郭“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作诗人？”几句颇有不同的见解，他以为从来文以穷工，屈贾之伟大何尝减于吕伊，与其让郭先生为肥头大脑之吕伊毋宁留他做憔悴之屈贾。因此，他即席和了他一首说：“贾生痛哭曾忧汉，屈子行吟作逐臣。几见吕伊佳句在?从来憔悴屈诗人。”对于这位老教育家的见解和捷才，大家也非常倾倒，继方先生之后和者尚多。如董每戡句云：“忧时我亦心肠热，朋辈当年半逐臣，如此田园供践踏，敢抛心力作诗人?”陶良鹏句云：“才名旧已传三叶，忠悃真堪继二臣，莫笑斯民无眼耳，振聋发聩更何人?”

再把郭先生看成社会科学家，对他的社会史的著作有特别兴趣的有翦伯赞先生，他要求郭先生指示一要领，即如何使抗敌文化发展到乡村，使农民也了解抗战任务的重要，以打破城市与地方抗敌文化工作不平衡的现象。

最后轮到妇女、青年、武装同志们，也都有各色各样的意见提出来，可惜，受时间的限制，不多久由郭发言了。

郭氏以他那洪亮的声音，豪迈的气概，热烈的情感，刚开口便使每个人的视线不期而然地集中在一起。他的话就像一首鼓励大众抗战的诗：

“诸位亲爱的文化界的同志们!今天承大家举行这样盛大的欢迎，实在觉得十二分感激。尤其是听了许多朋友、先生对我热烈的期望，使我感激得要流眼泪。有些朋友说兄弟近来有点悲观忧郁，这个估计，老实说是不大对的。兄弟并不悲观，并不忧郁。不，兄弟从来是最乐观的、最愉快的，兄弟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是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记得去年今日(2月13)兄弟是一个囚徒，在日本被巡视警察所包围，今天能回国来和长沙的朋友们见面，兄弟是除乐观外，不应该有别的感想！

“半年的抗战，虽有许多损失，但我们所得到的比失掉的更多。比方像今天这样盛大的集会，即是抗战的结果。    

“以前我们的文人，虽然老提起‘到民间去’，但是许多曾住在上海、北平、天津的朋友，依然是在都会打圈子。我此次经过广州、汉口、长沙，到处都看见熟识的面孔，他们给战争赶到内地来，各人担负起民众动员的工作，这就像地丁花的种子，被抗战的风一吹，四处都播下去了!这就是抗战的绝大收获之一，但大家觉得我有点悲观，我也并不否认。但我所悲观的，是悲观自己太没才能，再加上我生理上的限制，耳有些聋了，眼睛也不灵敏。本来在国家的生死关头，谁也应该拿出力量来，可恨自己的力量太小，有许多责任负不起来，怎能不悲观呢?   

“今天感谢大家对我种种的启迪，使我的聋聩减少得多了。从今天起，兄弟要向大家宣誓：不再悲观了，不再忧郁了。”

“伟大的诗人!”在郭先生座后，一个青年听了忽然兴奋地这样发叫。

接着，郭先生的话又转到一般失去了家乡的人，他说：“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是没有家的人，这倒真是有点悲观。我们应当把中国当为我们的家乡……”我们不仅要保卫家乡，保卫国土，还要从残暴的侵略中保卫全世界的文化。

“刚才诸位说要我领导。这使我想到唱戏时大将出马以前常有打旗子的出来领导。如果是这样的领导，我愿意做这打旗子的替大家引路”

最后，郭先生希望，大家最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各以至诚担当自己的工作。只要每个人肯把他的最善的力、至诚的心贡献出来，我们不怕没有导师。因为经验、工作就是我们的导师。

(原载1938年广州战时出版社刊行、丁山编《抗战中的郭沫若》)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烽火岁月——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张湘涛主编|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辑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