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救亡高潮与文夕大火

湖南对抗战之政治准备（节录）

范长江

湖南在民国十六七年以后，为中国有名的“复古”省份。以强悍  坚韧而富于敏感性的三湘民气，经近10年的磨折，一般青年一般民众，已经无甚生气了。在近百年史上曾经放过异彩的“湘军”，曾、左、彭、胡那般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们的政治思想可取者少，而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技术，却已造成湖南不磨的光荣。抗战一年来的经历，不少湖南将士在前线浴血抗战，个人之忠勇，不减于当年，如过去10年湖南政治不在“消极统治”中打圈子，则在抗战一年来这种难逢的历史机遇中，以湖南之物力人力，其表现当非普通省份可比。

去年12月1 3日南京失守之后，第二期抗战开场，即一般人亦皆知战争已成长期战、持久战，胜利之获得，必须经过艰苦的过程。因此不但是前方支持问题，而且是后方准备问题。张治中先生那时  奉命来主湖南，很显然的，政府已感觉到湖南不能不有新的作法。

张先生一向是作军事教育的人，好些人觉得要把湖南彻底改革一下，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8个月工作的经过，湖南政治的确起了多少变化，而各种设施，原则上甚能得到一般青年和民众的同情。

他到湖南第一个工作，是确定改造湖南的方案，然后照方案去实施。第一，是“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第二，是“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两大方案的中心，是“寓国防建设于地方政治建设”，而且“寓建国于抗战”之中。方案的特点在可行性和必行性、敢行性上面。里面没有什么高调，没有什么空文，最为难能的是，两大方案的本身，明白指出这些方案的执行者，完全要靠一批新知识分子、新青年才有办法，它并且明白指出停办普通中学的主张。我在湖南几天最感兴趣的，是省府正在筹划“5万知识分子下乡”，过去8个月之内，已经有1万青年下了乡，最近还要登记4万人，将来要使全省县以下的地方行政人员，完全换成蓬勃有朝气的青年分子。

当然，社会是有惰性的，任何一种改革运动，都会碰着被改革者的反抗。这一点，湖南当不能例外。所以张先生到湖南首先向湖南旧局面提出警告：“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好多的版图，而他的后方还是一切照常。诸凡行政机构，社会组织，教育方法等，依旧保持原有的状态，绝不紧张，毫无变动。时局发展到今天，我敢说一个新时代和一个新潮流的到来，就在目前了，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这非常时期内，依旧固步自封，蹈常袭故的！如果到了大决战的日子，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还是恬嬉如常，无甚感觉，那不但这一战争将要决定他悲惨的命运，即没有敌国外患，也会一天天走向灭亡的道路上！”因此，湖南现省府宣称：“决心趁此时期，彻底。改革一切省政，要把所有充满着沉沉暮气，甚至麻木不仁的制度组织，予以根本铲除，要……三千万民众统统站将起来，担负保卫湖南、保卫国家的责任”。

以政府的地位，明白宣称要大胆改革旧有政治机构、社会组织、教育方法，要民众站起来，担负抗战责任，是近年来官厅中稀有的文献。

能大胆地信任青年；使用青年，是湖南新政治的特点。但是这一点也遭了两种理由的反对。

第一，以为青年分子下乡，一般农民对他们不易有信仰。年老绅士尤其如此。

第二，“有人顾虑也许会有人利用机会操纵青年学生，造成一个不测的祸患”。这后一种理由，可说是政治考虑，前一种可说是能力考虑。

省府对于第一种理由的答覆是：“我们中国的乡村，实在太古老了。如果我们不用革命方法，把新的血液灌输到农村里去，试问这种永久在静止状态中的老大乡村，怎样能够动起来又怎样能够担负决战中心的任务呢”？“目前一般青年的世故经验，诚然太弱，但他们的朝气锐气和热血，足以鼓动他们改革老大乡村的精神”。因为照张先生的经验，某地14个保长，有8个抽大烟，有两个开烟馆，都是无恒业恒心的流氓，怎样能谈发动民众？

至于第二种理由，也就是各地方青年运动不能开展，民众运动无从深入的根本原因。省府认为，如果我们领导得法，使5万知识分子不离开行政机构，而我们坦白的决心，至诚的信念，能够感召他们，试问谁能够诱惑他们呢？”并且，如果所谓“有人”“操纵”了“青年”，“那不是因为别人可怕，而是由于我们的不行”。实在公平的说，任何人只要代表真理，代表时代，自己首先对着青年不怀成见，坦白的热诚的给青年们以正当工作机会，他们会感到一个个青年都是生龙活虎般的工作者，而且是对于工作最负责最忠实的干部。

当前青年问题，与现行教育制度有关，教育制度不变动，青年根本动不起来。湖南省府能大批使用青年，与停办高中和职业学校有直接关系。于是有许多人拿“教育不能停办”为理由，“反对省府之停办学校”。省府于是不得不声明，他们所停办的，只是学校，不是教育！“我们并没有停办教育，我们更没有中断教育，我们是在这个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为了适应战时环境、战时需要，要给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也就是无数国家民族复兴的青年战士，以新的教育，以必要的教育。这个伟大的战争，要我们摆脱一切平常的窠臼。

我们决不能蹈常袭故，麻木不仁！我们实在不能把这些活泼泼的青年学生，关在学校里读死板板的课程。我们要领导他们到社会上、到民族抗战实际的基础上，去做活的工作，去求活的经验，上活的讲堂”。又说：“现在国际战争，最多不过二三年，一定可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为应付战时需要，并且使学生在地方上担任实际工作，停办一二学期功课，实没有多大关系”。

对于目前流行的“空谈”与“摩擦”，张先生有几句透彻的话：“这一个阶段，是决定我们国家民族命脉安危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有所踌躇，多所顾忌。只要能把国家的危亡挽救过来，什么方法都好，“空谈争论是绝对没有益处的。我平时总有一种感觉，我以为我们大家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都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口头总说要复仇雪耻，抗敌御侮，而一切组织人事制度，还同平时一样，大家又没有决心和勇气，来应付战时状态的到来，如何能达到复仇雪耻、抗敌御侮的目的？这些庄严的工作，艰巨的使命，不是口头上的事情，也不是课本上的事情”！

今天的湖南，已开始有了新气象。当局有实施战时政治的决心，而且有明确坚定的认识，亦已为大多数民众所了解与拥护。    

但是，从各方面所得反映看来，从若干下乡的青年所得经验看来，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发动民众，须充分注意自觉性。民众是被动的动，不是自动的动。今天湖南所放手改革的部分，是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而此种机构和人员对于民众之根本政治和法律关系，仍然是“令”和“受令”关系。不过今后“令”的人要比从前进步些罢了。但是，到战争紧急时，命令往往因传达困难，或监督不易而松懈，甚至于断绝关系，民众遇到新情况即不能应付。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不在“训练’’民众，而在“教育”民众，青年人下乡不过领导和协助民众，发动自我教育，使民众全盘懂得抗战必胜的道理，和民众撑持抗战的方法。并且要他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袖，担当下级地方行政人员。下乡青年最好是本地人，这样在教育过程中，他懂得了民众，而且成为当地民众之一员，他实际上将成为当地民众衷心拥戴之领袖。二、给予动员民众的青年与被号召而动员起来的民众以应有的权力。这是彻底刷新政治和施行战时动员的根本办法。今天地方上动员的障碍，是原有的地方保守势力，他们生存于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基础之上。我们派了许多青年在代替他们，他们当然以这般满腔热血而毫无经验的青年为死敌，而谋所以对付之方。动辄以传统的政治恐怖，使青年工作未做，而本身已成问题。且地方实权十九在土劣手中，青年无权则根本动之不了。而民众如不能在政府策动之下，建立其自己推选之地方基本行政人员，则绅权本厉史之馀威，与经济之优势，民众将仍慑于绅权之威势，而不敢积极有所动作。江浙两省过去曾任不少知识青年做下层地方行政人员，而战争到来之后，仍未能发生强大之民众力量。可供湖南反省之参考。

（原载1938年7月20日汉口《大公报》）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烽火岁月——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张湘涛主编|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辑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