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

长沙光复见闻

李芸青

一九四四年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宣布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息后，长沙市居民奔走相告，举市欢腾，日寇散兵满街乱窜，游击人员相继来城，伪市政府门庭若市，市场商店拒用储币，宵小之徒乘机抢劫，寻仇之辇时有凶杀，日伪物资转移隐藏，汉奸之家惊慌失措。三日内日寇沿江军火仓库自动举火焚毁，顿时火光烛天，枪炮之声隆隆，数日不息。日寇黄土岭汽车仓库之汽车，有将之零星举火或集中举火者，日寇少数外出者，遇有游击人员，随时有缴械情事。

全市商店处此混乱中，自动闭市，仅八角亭一带个别商店于中午时偶然开门，所有卖吃之处，均破常例，要求先饯后赞（不过亦看对象）。惟伪长沙市政府分外忙碌，既要代接收方面先去代接日寇物资，还要妥保日酋生命安全，又要应付进城游击人员的经费开支，更须设法维持全市治安秩序。大约此一局面，约历十日之久。当时维持治安秩序方面的，逐有伪长沙市警察局组织，它是属伪市政府所领导，原来规定该局警察名额两百名，派正副局长及办事人员，设局办理日常王作，可是原警察局人员未得河西方面默契，均裸足不前，仅原警察督察处一小小督察邓笃恭，出面应聘， 因其原来官卑职小，未敢深信，故未委其担任局长或副局长职，而邓笃恭自应聘后，上至局长，下至勤杂，皆一人兼之，但是对外，仍以局长自居。日寇投降时，其两百名编制从来足数，经费开支，很难发付。所谓设局办公亦是流动性质，今日在原南区分局，明日又改在北区分局，无固定局址。此一不景气之原因：一是对河原市警局局长邓如耀（当时是长沙县长）与邓笃恭有本家之谊，不同意其出办敌伪警务，所以遇事给以为难，同时邓笃恭亦怕“游击”来找麻烦，而当时长沙警务有日本宪兵孰兼管，其伪警局无设置必要，且警务经费甚是困难，服帽都无港制好，发下，等于无名无实韵虚设。日寇投降时，唐令欧交待邓笃恭，要他趁这混乱时把社会秩序搞好，只要有了立功表现，候河西方面过来；才好帮他说话。后来因接收人员接踵而来，已将日俘划有保护区，将日军物资划有集中仓库。对游击人员经费和安置，有专管部门理落，因之才初步安定下来。数日以后，伪市政府通告全市各商店住户悬旗，为迎接进驻我省的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作了欢迎部署。

是日中午，飞机隆隆而至，经跷市三区，一小时后，王司令的一行汽车十余辆，由南门口进，穿市而过，沿途两旁住户，纷纷燃放鞭炮欢迎。王司令站在车上亦微笑点头答礼。 

自此，对沦陷时期的有问题的人展开了清扫，有经济方面韵，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双料货的。当时处理这些问题，设有个未挂招牌的机构，地点在南大十字路，负责者是军统金远询和罗照诸人。初来月余时，只搞了些日军方面的接收事宜，对汉奸们的人和财产问题，专在调查摸底，并常与大小汉奸周旋于酒宴之间，并不露声色。尤对唐令欧诸人，更有所勉懋。一个月后的某夜，侧采取突然行动，将全市所有不同问题的人，统统关进监狱。如对柳菊生、许德贵二人，着重在恒昌的“大交易”问题。二人先想抵赖，直至从日俘营中取出石冈供词，金额数目相符，才不得已而退款，始获释放。如对魏国祯的万昌问题，查明其已是内外一塌糊涂，本人仅是挥霍无度，但入已无多，又无油可榨，只好将之关个较长时期才予释放。其他人等，则只追藏款，先缴先放。惟对有关政治性的如唐令欧则作为我市首要汉奸论处，已提取了公诉，进行了公审，判处了无期徒刑。当时唐令欧在宣判时说，我接受判决，决不上诉。其在服刑约半年后，因牙痛由法医押送琴协和医院就诊，从前门进去，并未着牙，即由后门溜走。然后，宣称唐令欧脱逃，法院曾予以拘问家属，惩处法警，发令通缉等，也走了一套过场。结果并未缉获，究竟唐令欧本人有意脱逃，还是有人纵逃，此非局外人所知其真实内幕，只好让它成为一个谜了。

（转载自长沙市政协《长沙抗战》）

 （转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长沙烽火岁月——老报刊中的长沙抗战》张湘涛主编|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辑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