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万象·共和国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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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储藏细节的仓库】狂飚横肆、波谲云诡的年代早已风停浪息、尘埃落定。关于这个年代，宏观“四海翻腾云水怒”，总揽“五洲震荡风雷激”，结论只能是高屋建瓴的。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纠缠细枝末节，会导致深陷泥淖，人人自危，不能自拔，也无以拔人。于是很多细节只能靠照片来储藏了。老照片是储藏细节的仓库。启开仓库，这样的照片太多了。因为是编辑《长沙老照片丛书》，目光自然集中到了这几位长沙籍人士。一位是共和国主席，一位是共和国元帅，一位是大剧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们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劫难。拂去封尘，披览这些老照片，让眼睛专注地检索其中的细节。如火葬申请单的填写和挂在脖子上的牌子，大会的会标和会场上的标语，被篡改的名字和名字上刺目的叉。又如被摁弯的脊梁，被压低的头颅，横眉冷目和含冤永闭的双眸；还如解押敌人一般提肩扣臂的，端坐台上口诛笔伐的，由衷不由衷而愤怒声讨的。天啊!这里暴露了多少人性的假、丑、恶啊!当社会荒诞地调动人性的假、丑、恶，积聚和大量地发泻人性的假、丑、恶时，不堪回首的时代就开始了。不堪回首堪回首，细节不应纠缠，但它已永远地储藏在这些老照片中。
①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②在刘少奇的火葬单上，名字被改成“刘卫黄”，共和国主席成了“无业”游民。
③1967年7月26日，北京红卫兵主持批斗彭德怀（台上左一）大会，张闻天陪同挨斗。
④1966年11月彭德怀在北京被批斗，1974年含冤以殁。
⑤“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声讨田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大会”。田汉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⑥1966年11月田汉在北京被批斗，1968年12月10日屈死狱中。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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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镜”迁】红卫兵臂章、毛主席像章、军皮带、黄挎包，雄纠纠、气昂昂，除了这些，“等等”两个字就相当缺少含义了。读这两张照片，我们会心悸地想到那是一个怎样枯燥、单调、机械的时代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花似玉的年代却被剥夺殆尽。如果不是姑娘那纯洁如水的心灵和那灿烂如花的笑脸，读这样的照片真会让人心寒。如今她们已值中年，为了生活还在奔波。今天，她们走在长沙的街上，五光十色，花团锦簇，尤其是路过那些婚纱影楼，看到袒胸露臂的婚纱套装、出出人人的俊男靓女、琳琅满目的彩色照片时，她们眼睛匆匆投过的一瞥，不知是喜是忧，是怨是悔，是羡是妒?此时，她们还会发出“青春无悔”之类的豪言壮语吗？服装是一个时代的最直观符号语言，面对老照片，咀嚼着人性美丽被压抑甚至扼杀的无奈，反思着那个逝去的时代，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新生活，紧紧拥抱今天的新时代。
①70年代长沙十中（今长沙电子职业中专学校）的女红卫兵。
②70年代初刚刚走进工厂的女青年。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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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字舞与造反舞】大凡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舞蹈语言等等。“文革”时期也不例外。当狂飚初起之时，充斥于耳的，是高声、狂躁的“打倒”、“批判”、“誓死捍卫”之声，赫然入目的，是“愤怒声讨”、“最、最、最、最”之辞。“文革”时的舞蹈，则将这些语言汇合其中，演化成一个个独特的动作与姿态。这里刊出的两张照片，就是滥行于“文革”初期两种最具代表性舞蹈的写照。一是宣导“个人崇拜”的“忠字舞”表演，一是弘扬“批判、打倒”精神的“造反舞”的造型。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舞蹈，服饰简单，动作机械，姿势单一，已经没有什么美感，更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的东西了。然而，这种舞蹈却从另一角度，反映了那个暴烈、狂乱的时代。
①忠字舞。
②造反舞。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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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敬“字】《毛主席巨型石雕像在我省敬制成功》，是《湖南日报》1968年12月20日的一则新闻，同时配发了一张照片。“敬”字是这则老新闻感情表达的一个关键词。敬者，尊敬，恭敬。与其组词，文中多次有“敬祝”，搭配还妥当、平稳。这在当时肯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如山呼海啸而声震九天，不仅要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还要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还有就是“敬制”、“敬绘”、“敬录”等，所谓“敬制”石像、“敬绘”画像、“敬录”诗词。不是不好理解，却总是觉得搭配是那样的生硬，那样的牵强、那样的别扭，看读念听，都刺耳刺目刺喉刺心，令人怀疑这感情有几分是真实的。其实，这类文章中，语言的华而不实走到了极点，成为了语言的贫乏。贫乏的语言，如“最最最最”、“最红最红最红”、“最亲最亲最亲”、“最大最大最大”、“最小最小最小”，表达着最贫乏的思想和最贫乏的感情。其实这种生硬的肆意的搭配是无视语言的法则，是对语法的侵犯、扭曲和亵渎，这是语言的杂质、语言的污染。更联想到那个时代关于“最高指示”、“早请示”、“晚汇报”，关于“牛鬼蛇神”、“叛徒内奸”，关于“油炸火烧”、“打倒踏翻”，诸如此类词语的使用，难道那不是一个民族语言杂质泛滥、泡沫汹涌的时代才特有的吗？
①1968年12月，长沙县丁字镇“敬制”一座高2.969米的巨型毛泽东石像，成为全省第一座巨型毛泽东石雕像。图为1968年12月20日《湖南日报》的报道。
②1969年长沙某工厂内“敬制”成一座不锈钢塑像。对这种大建塑像之风，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成了守门卫士。”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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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练、串联与韶山一日游】到韶山，永远是条热线。以前是叫“拉练”、“串联”，现在是叫“旅游”、“观光”；以前是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顶礼膜拜，培养赤胆忠心，现在可以在伟人故居思考人生，寄情励志，在山水之中养情怡性，探寻风水，甚至简单得只为到“毛家饭店”饕餮一顿肥腻冒油的红烧肉；以前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不爱红妆爱武装，现在是西装革履，旗袍短裙，五彩缤纷，千姿百态。“拉练”、“串联”也罢，旅游观光也罢，路线还是那条路线，韶山还是那个韶山。然而，这只是简单的说法不同吗？
①1973年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市各学校、各机关团体进行长途“拉练”，以培养人们的革命意志和对领袖的忠心。图为长沙市歌舞剧团演职人员到达韶山后，在毛泽东故居前留影。
②串联的最终目的地——“红太阳”检阅红卫兵的地方。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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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泡沫与文字泡沫】车流如潮、繁华似锦的长沙五一路又要拓宽改造了。应该感谢摄影师，为曾经矗立在五一广场上的语录诗碑立此存照。耳熟能详的语录诗词，横扫千军的笔势字体、红旗五星的装饰、水泥石头的构建。缺乏一点一滴任何意义上的城市美感，类似的碑、亭、廊、台，却在全国城镇比比皆是且千篇一律。同样，当时的城市虽然冷清，那个标志性的口号却并不稀缺，而且用“万岁万岁万万岁”叠词的方法，达到了数字和汉语言表达的极限。普通民居的大门上也要用油漆写上大幅的语录，美其名曰“红海洋”。报喜的盛典，更表明当时的行政机构、印刷技术、无法计量的报纸都在为一场造神运动推波助澜。当那个时代结束，尘埃落定，人们发现，用石头以求不朽，用“万岁”以求不死，用“一句顶一万句”，都只是泡沫而已，是愚昧的年代席卷全国的政治潮流所激起的泡沫，用石头、纸张、油漆、标语、口号、狂热、愚昧等等所造的泡沫。那场造神运动，不是全民族在玩吹泡泡的游戏吗?好在泡沫终究是要破灭的。
①“文革”中的五一广场竖起了毛泽东的诗碑。
②70年代中期五一路延长线工地上待拆的老屋，大门上用红油漆写有毛泽东语录。
③1974年的东塘广场，人烟稀少，但建筑物顶上的标志性口号非常显目。
④1966年9月16日，湖南新华印刷厂职工抬着该厂首次印刷成功的毛泽东彩色像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喜。
⑤“文革”时期，浏阳农村女青年也爱偑戴毛泽东像章。
⑥不满周岁的婴儿，胸前也佩上了神圣的像章，摆上了红色的语录本。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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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林到“批林批孔”】1971年9月13日，林彪深夜仓惶出逃，折戟沉沙于外蒙古。林彪事件触目惊心，发人深省。“9·13”事件发生后，全国停止了“斗、批、改”运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批林整风运动。10月上旬，长沙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在全市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反革命罪行的斗争。运动中，一些极“左”的做法开始被否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落实，文化教育科技事业逐步恢复，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不久，“四人帮”接过批林的口号，“批林”开始变味，和所谓批孔联了起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孔”实为指桑骂槐。批林彪却拉上作古二千多年的“孔老二”陪斗，不知是历史的辩证法呢，还是肆意地捆绑历史?把孔子拉下“圣人”宝座，与林彪相提并论，大加挞伐，不知是折杀了“孔大圣人”，还是抬举了“林副统帅”?愚弄民众，达到了荒诞造极的程度。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潮。长沙一些“造反派”头面人物乘机而起，打出“反潮流”、“反复辟”、“反右倾”旗号，成立“大批判组”，形成新的动乱。长沙市委即先后推广长沙汽车电器厂和长沙港务局的“批林批孔”经验，使不少干部、群众再次受到冲击。
①1971年长沙纺织工人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场景。
②1974年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达到高潮。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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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丁之歌》风波】1973年7月28日，江青在观看长沙湘剧电影《园丁之歌》时，摆出一副极端革命的姿态，横加指责，说：“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员?”“‘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剧中一台词)，这句话问题更大，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于是，掀起了一场批判《园丁之歌》的风波。1974年7月19日，中央下达《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给《园丁之歌》戴了3顶帽子：一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大批判文章，劈头就给《园丁之歌》定下死罪，说“这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一时间，各报刊围剿《园丁之歌》的文章多至近百篇，热闹一番，却大同小异，无非是歪曲事实，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群众戏之曰“帽子工厂”。粉碎“四人帮”后，《园丁之歌》终获平反。
①曾被江青否定的长沙湘剧《园丁之歌》于1978年恢复演出。
②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湘剧团在长沙市某工地的演出《园丁之歌》。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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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始于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20多年里，全市共有近30万知识青年告别城市，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当代中国一种特有的移民方式，其规模与影响远远超出了旧中国历次的移民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山下乡经历了短暂的余波，终于在1980年基本结束，而在此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返城风”，继续留在农村“扎根、开花、结果”的已为数不多。上山下乡的知青曾以诗以歌，记录了往昔艰难的旅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指导思想是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实际只强调与农民相结合；它片面强调接受教育，“升华体力劳动”’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造成了整整一代文化知识的断层。这无诗无歌，又有诗有歌的岁月，成为20世纪末中国“伤痕文学”的一大主题。
①196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压缩城镇人口，要求当年减少一千万，三年内减少两千万。这一决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为了减轻城镇商品粮供应的压力。图为一批到湖南邵阳山区落户的长沙城市青年。
②1965年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大远公社的部分长沙知青。
③1965年下放到江永县的长沙知青林志刚，33年后的1998年被评长沙市学雷锋先进个人。图为1967年林志刚在下放地留影。
④1968年下放湖南省沅江县大同公社大福大队的长沙知青，后排右二为郑文斗，后来他成为湖南五一文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系长沙商界风云人物。
⑤60年代中期参加“江永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部分长沙知青。
⑥1969年下放湖南省益阳县的一位长沙女知青，从她明亮的双眼可看出当年知青们特有的坚毅。
⑦长沙田氏兄妹六人“文革”中有五人下放湖南省常德农村，父母也随“五七干校”下放湖南道县农村，因而被称为“知青世家”。图为田氏一家下放之前合影于韭菜园原圣经学校圆亭旧址（今无）之前。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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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之逝兮】黑白照片能更真更深的记录1976年的9月。今天面对浅浅淡淡的黑黑白白，那种弥漫的哀思还在拂动人心。照片上体育馆外不绝的人流在地上的投影都是那种承受不住的沉重。直到今天，觉悟的人们虽然不再用放大的、夸张的、堆砌的、虚幻的方式来造神敬神，但人们怀念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念更加真实、更加真切。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他给了中国人民以宝贵的尊严，他的生与死都深刻地影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他过去在长沙第一师范的攻读，湘江中的搏击，橘子洲头的放歌，清水塘前探索，蝶恋花般的浪漫恋情，甚至他至老不改的乡音，爱吃辣椒的口味，这些都让长沙人太感亲切了。长沙人为拥有他而自傲自豪。他的逝世，使长沙的哀痛更增添许多的沉重，更感到许多的失落。
①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长沙省体育馆设立了吊唁大厅,省会人民络绎不绝前往吊唁。
②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设在湖南省体育馆内的悼念大厅。
③1919年毛泽东与父亲,堂伯及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④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与同学合影。
图片来源：《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长沙万象》郑佳明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供稿，陈先枢、杨长江、梁小进、罗斯旦著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